“二七”大罢工中张国焘的作用探析【3】

三、张国焘在军阀屠杀面前的表现

1923年2月1日下午，反动军警包围监视代表驻地，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也被捣毁一空，甚至不准饭馆向工人代表出售饭菜，强迫工会代表离境，总工会会址亦遭封闭、占领。[33]于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深夜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代表们一致决定从2月4日开始，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同盟罢工。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挣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存在。”[34]可见，他当时也是支持罢工的，为推动会议达成共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不能否认。由此会议作出决议：“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35]同时，会议确定了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36]

按照会议安排，各地代表随即迅速返回自己的岗位，组织、发动罢工。罗章龙回北京，参与领导长辛店罢工。张国焘随京汉铁路总工会，来到江岸，“指导”工作。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迁移汉口江岸分公会内。中共武汉区委、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项英）、施洋、林祥谦、包惠僧、杨德甫、陈天等人组成罢工指挥中心。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各报发表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格而战，为争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战，并郑重宣布：“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铁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37]工人们的条件包括撤革交通部官员，赔偿成立大会损失，增加休息日、照发工资等。该日京汉铁路3万余工人举行全路总罢工，郑州9时起，江岸10时起，长辛店11时起，陆续展开罢工，至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货军车全部停驶，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2月5日，罗章龙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称：“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38]同一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又发表了《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2月6日，在总工会领导下，为反对军阀拘捕工人，武汉各工团在汉口江岸举行了有万余工人参加的慰问大会。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报告此次大罢工的意义及希望。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在大会上致辞，他说：“我们这次大罢工，是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的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这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前进呀！勿退却……”[39]

工人们的罢工使军阀当权者惶恐不安。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这天清晨，曹锟的直属军队首先包围袭击了长辛店的工人区，将罢工领导人史文彬、吴雨铭等人逮捕。当罗章龙和纠察队长葛树贵带领工人群众，前往军营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时，反动军警肆意开枪，当场死伤工人多人。是日下午，工人死30多人，伤2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即“二七惨案”。林祥谦、施洋等人壮烈牺牲，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当吴佩孚在京汉铁路沿线屠杀工人，林祥谦在屠刀下仍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的时候，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来“指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在反革命的屠杀面前，惊慌失措。[40]在接到吴佩孚镇压罢工，屠杀工人的报告后，他“既不了解工人的伤亡情况，也不组织工人进行反击，却立即下令‘疏散’，命令工会负责人迅速撤离江岸，去汉口法租界某茶楼集合”。[41]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我立即下命疏散。”[42]他手提一个竹篮，化装成卖花生的小贩，跟在杨德甫后面，走小路离开江岸。当他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点的时候，有几个武装士兵把守。杨德甫经过士兵的盘问顺利通过后，张国焘正想跟着过去，“两个士兵用上了步枪的刺刀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43]随后，这位“花生小贩”躲进了汉口法租界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功臣熊秉坤的家中。

此时，项英、林祥谦等同志正带领工人纠察队同敌人浴血奋战。“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44]而在“二七惨变”发生当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曾发表一宣言，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示工人们今后的应有态度，内容极其重要，号召全路工人“下决心誓必报仇雪恨，誓必恢复工会，誓必打倒军阀”。[45]然而，在汉口的张国焘却提出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镇压，应该立即下令复工。他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项英当面指斥张国焘领导不当，并质问他“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46]坐在一边的熊秉坤也发表意见支持项英。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能说服谁。在用正常的讨论方法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张国焘就“独断专行，要求停止讨论”。[47]他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的工会负责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后果由他负责。8日早晨，张国焘来到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工厂工会，下达复工命令。工会的负责人正遵照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7日晚紧急会议的决定，准备参加总同盟罢工，以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抗议吴佩孚的大屠杀。对于工人们的质疑，张国焘辩称，昨晚（7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起起见，命令今日照常上工。[48]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准备发动的总同盟罢工，因而没有实现。当日，张国焘就借口“赶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告”，匆忙离开汉口。“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49]当时，从京汉铁路乘火车是北上进京的最便捷方式，在京汉铁路工人已复工的情况下，张国焘依然舍近求远，选择乘轮船绕行，其向“中央汇报”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张国焘离鄂后，留下大量善后事宜需要处理。“死难的要安葬，死难的家属要生活，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失业的工人约二百余人要救济。”[50]但是张国焘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反而以领导“二七”罢工的“英雄”自居，前往共产国际报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情况。罢工期间，张国焘以“最高领导”身份强行复工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此一“中央特派员”在事件中的领导作用是颇令人失望的。有人认为，张国焘并不是“二七”罢工的正确领导者，他在罢工斗争中的表现，同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51]《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明确指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除中央特派代表张国焘外，罗章龙、包惠僧、项英、李震瀛、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铭、高彬、张连光、康景星、陈潭秋、许白昊、施洋等，都参与领导了各个地区的罢工斗争。”[52]

从客观事实出发，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中肯地评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纵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张国焘曾做出过分裂红军，叛变革命的恶劣行径，但也不能否认他在某些阶段对中国革命事业是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但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确实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这也能从他在罢工前轻视工人运动、罢工中妥协逃避、罢工后质疑党的领导权等一系列行为中得到认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察张国焘在罢工运动中所起之作用，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和一些党员同志的英勇斗争，与张国焘不同，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工人觉醒，为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

[1][15][17][20][31][41][47][48][51]史兵：《中国工人运动史话》第1集，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280、281、282、284、324、326、327、26。

[2]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3][11][28][33][40]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1、28、24、25页。

[4][6][3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5、15页。

[5][10][12][22][27][34][42][43][46][49]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62、265、266、268、267、268、270-271、270-271、272、277页。

[7][21]苏若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期的张国焘》，《百年潮》2013年第2期。

[8]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922年12月6日。

[9]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1922年12月27日。

[13][14][24][29][37][45]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24、24、27、56-58页。

[16][18][19][23][30][36][44][50]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02、102、103、104、105、119-120、123页。

[25][52]柳建辉：《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323页。

[26]张特立：《“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新青年》1925年第2期。

[35]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页。

[38]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合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39]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