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龙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我们了解事件的起因、过程和意义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关于张国焘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所起之作用，目前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议。本文臆断妄为，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罢工前张国焘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
建党前后，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十分活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组织主任，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党成立伊始，高度重视工人运动工作。但由于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大多情况下只能秘密开展工作，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成立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至于机构的名称，张国焘认为，由于这个机构不是由各地工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故不能称为“总工会”。但他也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为此，他向工人运动经验比较丰富的马林请教。根据马林的建议，这个新的领导机构被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认为这个名称适合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工会的组织工作[1]。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并出版刊物《劳动周刊》。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他们还以“张特立等二十六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号召劳动者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建立了分部。
在张国焘的领导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经时约一年，工作进展极为困难。[2]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封建行帮势力和旧工会头头的干扰、破坏，造成许多阻力；另一方面，也同“张国焘不深入工人群众、高高在上的大少爷作风”有关。[3]目睹这种情况的李达说：“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十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4]每当马林找张国焘听取工作报告时，他只能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拮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1921年10月，张国焘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转由李启汉负责。与张国焘不同，李启汉十分重视深入工人群众，开办过劳工半日学校和工人夜校，并参与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1万多工人的大罢工。不久，李启汉因为组织工人罢工被捕入狱，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和《劳动周刊》都被查封，这给张国焘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冲击。他于1922年春从俄国回来后，先是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事件，张国焘毫无精神准备和应对措施，仅苍白地辩解道：“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5]照张国焘所言，当时之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反抗措施是为了不影响工会运动的发展。事实果真如此吗？据李达回忆，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询问那招牌是谁挂的，张国焘听了这个消息后，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他（张国焘）于是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6]。这充分说明，张国焘已被敌人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已经没有了继续开展工人运动的勇气和信心。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邓中夏任总部主任，干事有何孟雄、朱务善等。他们很快领导发起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并指导和推动了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和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日渐复苏。
那么，张国焘当时是如何看待工人运动的呢？有人认为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的3个月中，张国焘在《向导》发表多篇政论文章，集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并认为“文章反映出当时张国焘的思想理论水平尚处于全党前列”[7]。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据考证，这期间张国焘确实在《向导》发表了《国庆日裁兵运动》（第5期）《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第6期）《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第12期）《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第13期）《革命党的“否认”病》（第15期）等10篇左右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多是政论性质的，很难说有多么深刻的思想。例如，他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写道：“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8]他认为，工人阶级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工农群众更是幼稚无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阶级”身上。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不仅违背了“二大”要求联合工农的精神，而且没有看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蕴含的无限生机。而《革命党的“否认”病》一文更是片面地认为人民群众“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9]。如此脱离社会实际和革命发展趋势的思想，距离全党前列恐怕还有较大差距。
那么，张国焘何以能被作为中央特派代表派往郑州呢？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1月间由莫斯科回到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10]本文认为，在张国焘自己所列的上述两方面原因中，后者的因素可能更大，因为考察一下当时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具体说来，张国焘所谓的“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冬。当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派邓中夏和张国焘到长辛店，同史文彬等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为了筹措经费和扩大影响，张国焘于1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介绍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从此，张国焘搞工人运动便有点名气了。事实上，1921年1月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以后，张国焘便很少去了。真正在那里经常工作的是邓中夏，在他的具体领导下，5月1日长辛店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工人俱乐部。[11]张国焘由于经常到外地活动，参加的具体工作并不多，俱乐部成立后，张国焘更很少来了。可见，张国焘在从事工人运动时虚名不小，务实不多。那么他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期间的表现又如何呢，是否延续了之前的一贯作风？
 |
||
 |
||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