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与中共北京组织的创建【2】

二、致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实践，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之一

（一）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找到一条向上的出路

青年刘仁静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引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注意。据他回忆：“我出狱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我见着一个人走进来，他年近三十，面庞清秀。他见着我和我热情握手，慰问我，并对我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表示称赞。我们谈了许多，最后他介绍我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3

少年中国学会是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的一个全国性进步团体，而且是五四时期存在时间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社团，总部设在北京。

刘仁静自1919年9月14经王光祈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视野更为开阔，并且结识了两位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和邓中夏。当时刘仁静年仅17岁，正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学会兼容并蓄，容许各种思潮存在其间，在给他提供思想自由发展机会的同时，又培养了他海纳百川的情怀。少年中国学会的风格和优秀会员给予他许多好的熏陶和及时的帮助。正如沈泽民所说:“少年中国学会的特色便是在同时包容一切冲突的观念，而在这纷乱中找出一条向上的道路。”15刘仁静正是在这纷乱中找到了一条向上的出路。

他积极参与学会的会务工作，多次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茶话会，大家一起商谈会务、讨论问题、交流思想。他还积极介绍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入会，他中学时代的学长和挚友恽代英以及朱自清等就是经他介绍成为学会一员的。

同五四前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在思想倾向上各不相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李大钊等在帮助北京地区的一些社团端正方向上做了许多工作。在北京共产党支部的促成下，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聚集在来今雨轩，为1921年7月召开的南京年会开了几次准备会，讨论学会的“主义”问题。在明确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上，刘仁静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多数人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16 1921年7月，刘仁静同邓中夏一起前去参会。17在南京大会上，刘仁静也响应邓中夏，积极发言，表明学会应标明主义的立场。后来，在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后，刘仁静还写了《对学会的一个建议》，表达他对学会着眼当下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要求，改造组织，加强联合等建议。18

（二）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那时，北京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同情和支持苏俄的十月革命，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学说为基础，探求解放中国的道路。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刘仁静与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都是学会的发起人，蔡元培从北大借了两间屋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以此为依托，刘仁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努力搜集、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亦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的藏书，都是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从各地选购而来的，但中译本不多。刘仁静利用中学就读教会学校积累下的扎实英文基础，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国1848年-1850年的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19他的这些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学习，自认为还“谈不到什么钻研，更谈不到如何联系实际，基本上是只克服了文字障碍，明白了大意”20。此外，考虑到研究的需要和成员的兴趣，研究会也分组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涉及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及共产党等专题，并把《资本论》也作为单独的一项研究内容。21刘仁静也积极参与此项研究，“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提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22

综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研究活动和张国焘的回忆，可以看出刘仁静此时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并且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同时，这些活动也有力地扩大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虽然刘仁静早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不是系统完整地研究，但结合当时环境和时势的影响，从中加深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认识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开始关注和思考改造中国的道路，探索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手段。1920年，刘仁静曾与来到北大探望他的中学时代的良师益友恽代英就此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反对恽代英当时的“平和经济革命论”和办工读互助团的主张，认为“中国一定要经过革命，用俄国式的暴力手段才能把当前的武人政权推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建设新生活”。23同年暑假，刘仁静在与恽代英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通信中，仍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共产主义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以流血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手段。24可以看出，这时的刘仁静在认识上已转变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三）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被戏称为“小马克思”

在刘仁静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时，正值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特权，赢得了各派人物的欢迎和好感。中国的先进分子们，此时不仅关注马克思的学说，更在研究、探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刘仁静也认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想法。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红楼发起成立了共产党在北京的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因“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经张国焘介绍罗、刘二人“欣然参加”了北京党组织。25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就被称为党内的“北大三杰”，刘仁静还是有名的“舌战理论家”，言必称马克思，动辄要无产阶级专政，被戏称为“小马克思”26。另外，经李大钊接洽，黄凌霜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5人也加入进来。

无政府主义者一开始就存在与共产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认识上的分歧。1920年11月，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27訛经过激烈争论，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除陈德荣以外都立刻退出了党组织。同月，张申府去了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同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开会决定正式将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会上讨论工作分配时，决定由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基于担任少年中国学会会计主任的工作经历，刘仁静被选为会计。1921年3月30日，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刘仁静在会上发言提出成立团的机关“必添设计物，经济上应请各位同志设法特别捐助”，并被选为团执行委员会的会计委员。第五次大会上“报告了团的经费收支情况，收支数目尚余17.2元”。28可见，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建立之初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刘仁静在其间也积极发挥个人的作用，致力于团的建设发展。

（四） 成为中共一大北京代表，担任翻译，参与起草会议文件

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分子，刘仁静最为史界关注的，还是他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一事。对于被推举为参加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说，在接到上海的通知时，他和邓中夏、张国焘等正在西城的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随即召开了一个推举代表的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29这种种偶然与必然性，造就了刘仁静“最年轻的一大代表”这个身份。

在“一大”会议上，19岁的刘仁静担任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翻译，并参与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刘仁静在一大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与当时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汉俊所开展的辩论。李汉俊主张，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应先派人到俄、德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类似马克思主义大学的研究机构，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最后决定中国共产主义采取哪种党纲和政纲；具体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目前应注重研究和宣传工作，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待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这在当时某种程度上说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刘仁静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做准备。30经过大会讨论，多数代表赞成刘仁静的主张，即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写入了大会通过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