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 陈丽红
刘仁静（1902—1987），作为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是中共北京组织乃至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亲历者。其早年在北京的革命经历，是其从进步学生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也是其参与党的创建，并为之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过程。本文将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刘仁静个人成长转变这两种过程紧密结合，梳理、阐释刘仁静在这个时代大势中的收获与作用。
一、致力追求进步，成为北京早期活跃的学生运动骨干
（一）追随恽代英，加入互助社，为其追求进步创造思想条件
刘仁静中学时代在湖北武昌求学期间，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开始接触社会、接触各种思潮，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等著名报刊。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办“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①为宗旨的互助社，刘仁静慕名加入，并成为恽代英的知音朋友。恽代英勉励他，“当以重大之责任自任，不当徒以望人”，在原则上教导他“作事必求切实进行，计日成功”②，而且在具体做法上予以示范。
刘仁静切实习得了一些自强自励及待人接物的具体经验，并努力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互助，给人留下“有志用功”的深刻印象，为以后大学学习期间因时利势，追求进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恽代英赞扬说：“养初亦勇猛精进，可以为师”，“养初之向上、力学、忍让、助人，余所见唯一能预备将来者”。③正因为如此，恽代英喜欢和他讨论问题，还时常通过写信进行笔谈。为了他成长的益处，对他性格中好犯主观偏执的错误，恽代英也时常提醒：“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④。
（二）求学北大，投身五四，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实践基础
1918年7月，16岁的刘仁静离开家乡，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交汇碰撞。刘仁静被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包围，自觉“见识倍增，茅塞顿开”。⑤北大仁人志士和国内外名家的汇聚，及其丰富的图书资源，更是让求知若渴的刘仁静如鱼得水。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读得津津有味，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都不知疲倦”⑥。
随着政局的变化和政治思想领域新旧势力斗争的日益激化，时代唤醒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肩负起历史使命，走出书斋。刘仁静在这种时势中，逐渐改变了过去不关心政治的思想状况，越来越主动地参与政治斗争。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和爱国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行动。6月3日，北京各校为反对当局保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命令，发动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⑦。刘仁静不顾军警横行，无视被捕受伤的危险，坚持演说，终亦昂然入狱。张国焘在其回忆中说：“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⑧在各地人民群众的声援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免除三位亲日派官员的职务。刘仁静出狱后，拿起笔写文章来宣传，为保证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投入新的斗争。6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夜接养初信，论不签字，快极透极，益长进矣”⑨。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又一个胜利。
但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并未平息。北京政府向北大施压，逼蔡元培挂冠出走。7月，北大学生发动挽蔡斗争。北京政府当局以“充当‘敢死队’”、“私设刑堂罪”等罪名拟逮捕包括刘仁静在内的11名北大学生。7月29日，刘仁静等由同学护送自行投案，并留下告别书：“弟等今随鲁、王、朱诸君往法院受质矣。为维持本校计，领略次犴狴况味，殊有余甘。同学幸勿为念。所望振作精神，以与彼恶魔奋斗，各尽所能，以维护团体，勿令我神圣之大学神圣之教育界陷入黑暗势力圈内，则弟等虽糜驱以殉，亦所不惜。”⑩8月21日，开庭公开审理此案，“五六百人因座位已满不能全入，皆冒雨立于门外静候消息”11。在法庭上，刘仁静虽年龄较小，但态度坚定，引起外界不小的关注。《晨报》记者特别写了这样报道：“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只十余龄，亦与鲁士毅等同被羁押，昨日出庭时，审判长令其答辩，彼竟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何罪。而辩护人则时时请堂上出注意，谓彼十数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云云。此一事亦为记者出席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也。”12因各界压力，法庭于8月26日宣判：孟寿椿、刘仁静等5人无罪，鲁士毅、汪文彬等6人因私擅监禁罪及伤害罪拘役14日到徒刑4个月不等。
在这场斗争中，刘仁静以热血赤诚，毫无畏惧，迎战囹圄生活。那时他和一道遭监禁的10名学生大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他们结成患难战斗之友，为他扩大视野，在更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进入先进分子的行列奠定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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