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告台湾同胞书》：新方针的具体内容
对台工作新方针的具体内容体现在 1979年1月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6页。)
这是邓小平强调最多的内容，即要尊重台湾的现实。20世纪 60和 70年代的 20年间，台湾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10%左右，这种出口带动型的增长与引进外资紧密相连。70年代中后期，台湾平均每年引进外资约八亿美元，主要是日本和美国的垄断资本。反观中国大陆，十年浩劫使大陆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差距、承认这种差距。在中美建交谈判最艰苦的时候，1978年 10月 8日，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们对美国说，如果台湾归回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396页。)
经过近 30年的发展，台湾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从一个农业社会变为一个多元化的工商社会，工人约占就业人口的80%左右，中产阶级迅速兴起。对此，邓小平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提出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这一点在 1978年 11月 14日邓小平同吴奈温的会谈中已经提及。1978年 11月 28日，邓小平回答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提问时也说：“台湾经济发达，不仅上层，包括下层收入也比较高，解放总不能降低人民的收入。”邓小平在这里强调了生活上“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的思想。
从 7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邓小平提出台湾的政治制度可以不变。1978年 11月 28日，邓小平对斯蒂尔说：“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政治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
这些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合情合理”。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这里的“情”是民族情、骨肉情。《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5页。) 邓小平对这种“民族情”作了多次阐述。如 1978年12月 20日，他在同一位客人谈话时说：“爱国一家，都搞爱国主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有悠久历史，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个“民族情”还同“骨肉情”连在一起。1949年后，海峡两岸天各一方，音讯不通，来往断绝，骨肉同胞不得团聚。《告台湾同胞书》说：“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6页。)所谓“合理”就是谁也不吃亏，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大陆承认台湾的现实，台湾承认大陆代表中国。中国大陆“大”，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高，但经济尚不发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小”，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低，但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损害谁，“相忍为国”，携手第三次合作，这是最合理的选择。
（二）“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6页。)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虽然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但在国际斗争中能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决打击“台湾独立运动”。这一点，是国共两党共同的立场，也是开展再度合作的基础。1972年 3月，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进入台湾领导核心层。1975年 4月，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以蒋经国为对象进行谈判。1978年 12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国共合作以蒋经国为对手，同他谈。1979年 1月 5日，邓小平会见在中美建交之际来访的 27位美国记者时公开提出：“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6日。) 同日晚，他在会见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也说，我们同台湾谈判时，是拿蒋经国作对手的，如不拿蒋经国而是拿别的人作对手，就搞不成，连谈都不可能。
邓小平和蒋经国还是老同学。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蒋经国也在这里学习。邓小平和蒋经国不在同一个班，但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分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二人来往密切。他们常在莫斯科河边散步，邓小平常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邓小平 1926年底回国，蒋经国则直到 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二人从此没再见过面。邓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这一年同学情，凡有机会，总要叫人带话给蒋经国，希望老同学在有生之年能合作一次，为中华民族作点贡献。
在构思对台新方针的具体内容时，邓小平根据台湾政局的发展，进一步设想，台湾地区领导人将来可以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作适当的安排。1979年 1月 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对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作适当的安排。如果台湾当局正视现实的话，可以先谈起来，先进行一些来往，作一些了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70页。)1980年 9月 9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陈树柏时也说，统一后台湾当局，不仅蒋经国本人，其他人也可以作出政治安排。
（三）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海峡战事不断。1954年 9月，台海第一次危机爆发。1958年 8月，台海第二次危机爆发。炮击金门逐步演变成“联蒋抗美”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也演变成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1961年 8月以后，解放军不再主动炮击金门，只打一些宣传弹。台湾海峡的“炮击战”持续了 20年，直到 1979年 1月 1日。
随着对台工作新方针的确立，邓小平指示主动改善台海军事形势。1978年 12月 24日，邓小平就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提出的，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公布时应发表一个停止炮击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声明一事，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即印发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57页。)
1979年 1月 1日，徐向前以国防部部长名义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同日，《告台湾同胞书》提议，“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6页。)
关于台湾的军队问题，早在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之际，1978年 12月 1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解决台湾军队问题的设想，即“军队变成地方武装”。1979年 1月 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委会特别任务小组代表团时把这个设想对外不公开地透露出来：统一台湾后，“台湾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台湾的武装可以不解除，只是它要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旗帜去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68页。）1月 14日，他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再次说，“台湾当局作为地方政府拥有军政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70页。）1月 24日，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也说，“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74页。）10月 18日，他在会见日本《朝日新闻》代表团时在更大范围内阐述了这一构想，指出：“台湾还可以有广泛的自治权——地方政府自治，包括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一政策的公开宣布是在 1981年 9月 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叶九条”中。
台湾和祖国大陆隔海相望，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自古以来就频繁往来，有着密切的通航、通商和通邮的悠久历史。1949年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台湾和祖国大陆的通航、通商、通邮中断了。因此，新的对台方针政策在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况的同时，提出实行“三通”的建议：“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新方针提出实现两岸“三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成为改善两岸关系、凝聚共识，实现由易到难、由民间到官方，促使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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