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清：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台工作决策探析【3】

三、几点思考

（一）对台工作新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形成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的产物。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遭到重大挫折，也使祖国统一大业受到巨大损害。只有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才能使解决台湾问题走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迷信僵化，实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台新方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新时期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事后曾多次回顾对台新方针确立的历史背景。1983年 6月 26日，他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1页。）在对台新方针逐步发展成“一国两制”的理论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它的实践和理论渊源。1984年 6月 22日、23日，他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说：“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58—59页。）7月 31日，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得更清楚：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67页。）“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

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参与了对台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设想，但归根到底，新方针是新时代的产物，是新理论的产物。

（二）对台工作新方针强调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并将其列为 20世纪 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

尽早解决台湾问题是《告台湾同胞书》突出表达的愿望，文告多处强调：“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7页。）

这种将台湾问题早日解决的心情也是邓小平的心愿。早在 1974年 10月 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新闻代表团时就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这一辈能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051页。）中美建交协议达成后，邓小平决定把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1979年 1月 1日，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讨论《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时说，1979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2日。）这反映出邓小平强烈的个人感受。1月 5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时，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今年就实现这个愿望。就我的健康状况来说，至少还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6日。）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说，统一事业应该由我们这一代来实现，实现统一，迟不如早。

这样，在 20世纪 80年代来临之际，为了给全党工作指明方向，邓小平在 1980年 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我们在 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说：“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40页。）

认为形势有利，台湾问题越早解决越好，这是对台新方针的显著特点。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后来才在实践中被逐步认识到。

（三）对台工作新方针坚持“两手论”：在强调和平解决的同时，不放弃武力解决这一手。

力求和平方式解决，但不排除武力方式，是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也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重点。早在 1975年 9月 20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美国提出，你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保证？我们说不行。因为怎么解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是我们的内政。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但如果不能和平解决，怎么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101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主管与美建交谈判工作。1977年 10月 27日，他在会见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时指出：“美国人让我们承担义务，解决台湾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不能用武力。不行！我们力求和平方式，但也不排除武力解决。武力能不能解决，那是中国人民有没有本事的问题。”

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邓小平强调“两手论”。1978年 1月 7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255页。）

中美建交后，对台工作实现历史性转变，但“两手论”并没有改变，只是内涵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对此作了多次解释。1979年 1月 5日，邓小平会见在中美建交之际来访的 27位美国记者时说：“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 《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6日。）同日晚，他在会见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同台湾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谈判，还要看，也不是一二年就能谈得起来的；甚至不排除最后谈不成，还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65页。）

在内部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方针解释得更加直率，1979年 1月 9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委会特别任务小组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蒋经国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68页。) 此外，他还多次讲，如果外国势力干涉或控制台湾，那就不得不使用武力。

总之，不承诺放弃武力是一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如同他后来所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86—87页。)

〔作者蒋永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