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美建交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根据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情况、新要求，邓小平继承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思想，作出了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决策，即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调整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方针。新方针有三个要点：第一，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第二，寄希望于 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第三，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对台工作新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它强调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并将其列入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它还坚持“两手论”，既有和平解决的一手，也有不放弃武力解决的一手。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台工作方针；台湾问题；中美关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亲自领导了党和政府的对台工作，在继承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拟探析1978 年底、1979 年初邓小平决策实现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转变。
一、对台工作方针调整的过程
在邓小平决策实现政策转变之前，对台工作方针被明确规定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1949 年3 月，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美国成为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朝鲜战争停战后，1954年12 月，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侵犯中国的主权。为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5 年5 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 次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和平解放”的对台政策。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又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95 页。）之后，经过两岸密使协商，这一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于1963 年形成了“一纲四目”的新思路。（“一纲”，指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对台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和干扰。1966 年6 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重新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的口号。尽管“文革”中后期对台工作有所加强和调整，但随着1975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邓小平的被打倒，对台工作又回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中。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时间，仍然延续上述口号。在1977 年8 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 年3 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有这样的表述。至于台湾解放之后，那毋庸置疑是和大陆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77年10月，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等部门送邓小平审阅的《关于注意招收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给邓副主席的请示》报告中提到，“将来台湾解放后”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把“解放台湾”放在“打”上。早在1975年 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说：“抓紧、加速解放台湾的准备，是摆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军队面前的一个总要完成的任务。”1977年9月 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说：“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不是我们的侧重点。”1978年 6月，他在听取有关军队装备问题的汇报时也强调目前海军和空军的“着眼点是解放台湾”。
这个方针的调整，发生在 1978年 5月美国总统卡特对华政策转变之后。1978年 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并于年内采取行动。在中美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下，经过紧张谈判，1978年 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达成共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40页。）中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建交为中国调整对台工作方针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与此同时，国内工作中心的转移也促使对台方针必须转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从社会主义要有“优越性”的角度出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上，并把它看作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收入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若是在台海两岸爆发战争，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加重经济负担，拖累本应争分夺秒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事业。
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邓小平作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新方针不提“解放”二字，而用“解决”，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从 1978年 10月起，尽管这时公开报道还使用原来的提法，但邓小平已经开始在内部讲话中使用“台湾归回中国”的提法，不再提“解放台湾”。1978年 10月，应日本政府邀请，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邓小平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410页。）11月 2日，根据中美建交谈判的新进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17页。)11月 14日，邓小平途经缅甸仰光时，在机场同缅甸总统吴奈温进行会谈：“我们甚至把底都交给他们了，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30页。）11月 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明确说，在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他也加了一句：“至于时间长短，那要看事态的发展。”
1978年 12月 13日前夕，邓小平就中美会谈中的台湾问题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49—450页。)这里，邓小平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台湾”的提法，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他多次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他也同样强调，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些公开宣讲，使我们的对台工作新方针为国际社会广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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