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遵义亲历记【2】

学生服务处

端木蕻良的报告令人感触极深

当年，在何家巷口有一座木式结构小庭院，是当时中华基督教育青年会为浙大学生开办的一个“学生服务处”。这里有从桂林、重庆等地的三联书店购进的大批进步书刊，如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姚雪垠等人的小说、散文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为沉闷、偏僻、闭塞的古城青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食粮。我在这里借阅过茅盾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还看过《新华日报》及民盟办的《民主报》。学生服务处的负责人名叫钮志芳，他们还给经济困难学生办理“工作自助”（勤工俭学）和医药费补助。在广西溃败前后，原在桂林的一些进步作家来到遵义暂住，欢迎会多次在学生会服务处举行。我记忆最深的是端木蕻良先生的一次扣人心弦的报告。

那是1944年的冬天，报告会的地点就在学生服务处一间厅房里。暗淡的煤油灯闪烁，屋中间还放着一个炽烈的木炭火盆。端木蕻良先生的报告内容主要是介绍抗战中文艺界的情况，因为他刚随熊佛西率领的文化恳殖团逃难到遵义，所以对当时黔桂溃退的情况感触较大。当他谈到一路上亲眼看到一批批难民倒毙在路上，听到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婴儿撕裂人心的哭声时，他声泪俱下：“这种呼叫、呻吟、狂奔，构成一个中华民族灾难的交响曲，惨绝人寰，目不忍睹。这一切都是由于国府的独裁专制，消极抗日，腐化无能所造成的。”他说：“我要把沿途所见所闻告诉朋友们，即使今天出门就被抓去，我也要讲……”令听众无不动容。掷地有声的话语，和一年多以后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对联大学生作报告时所讲的“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一样，表现了中华男儿的浩然正气。

我一向认为文学的感染力是巨大的，讲真话的文学报告，其教育作用，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而端木蕻良先生的报告当属此列。

风味各具

遵义饮食文化的蜕变

从饮食习惯和口味来讲，遵义应归于川味饮食地区，向以麻辣重咸为主。大体来说，在抗战以前，变化甚微。40年代初，浙江大学、步兵学校由南方迁至遵义以后，众多下江人拥入古城；加之遵义又是重庆经滇缅路与外界联系必经的食宿驿站，军商客车，昼夜不断。于是众多具有江南风味的餐馆和小吃陆续涌入一向封闭的古城。

当时在丁字口的几家大饭店，如江浙餐厅、南京酒家等最具代表性。这些南方饭店不仅在宴席肴馔的品种和口味上与苏、杭、沪、宁绝无二致，甚至餐厅建筑、装潢、陈设一如江南风格，聘请的下江名师手艺高超，色、香、味与南方毫无差异。在遵义的下江人士，到此饮宴联欢，多为抒发思乡之幽情。另外，以小吃店来说，以随浙大迁来的“泰来面馆”最负胜名。老板为浙江籍王氏兄弟，他俩携妻儿老小十多口，在何家巷浙大校门的对面开了一面馆，面馆为木式结构两层小楼房，楼上住家、楼下开店，专营“大肉面”“排骨面”和“南方风味肉包”。这里常常是内迁师生思乡就餐的所在，尤其是江浙籍教工上班之前，到此吃早点者比比皆是。一进门，只听得老板用吴语高喊：“大肉面一碗”“排骨面一碗”，“免红”“加忌诔（醋）”等行家用语。顾客吃一碗、两碗、吃不吃包子？老板心里都有数。遵义人也慢慢由品尝转为喜欢这种口味了，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泰来面馆却留了下来。丁字口的江浙餐厅，虽多已返乡，但这种江南风味的佳肴已经在遵义撒下种子。此外，茶文化在抗战时期的遵义也有变化，早年遵义的茶楼、茶馆多为经济交易、摆龙门阵和清唱川剧的消遣地方。抗战期间，有一些江南雅士，在今天的红花岗剧场附近开了一家露天茶座，雅称“吴苑”，草坪上散种花木，并不时扩放中外名曲，已带有几分文化情趣，颇似今天的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