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中组部长陈云【3】

倡导干部学习

陈云本人酷爱学习。他最初的学历并不高。他小学毕业后，14岁便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了。他到商务印书馆后，由于爱学习，悟性高，很快就熟悉了业务。他在业余时间，每天利用早晚时间读书、习字、念英语。他看遍了书店中的童话、章回小说、少年丛书。下班后，还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中文和英文，这样坚持了三年。他还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因此，陈云在十五六岁时，就已经是商务印书馆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了。此后，陈云在长期紧张而又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从未放弃过学习。长期坚持学习，使陈云成为共产党内学识广博，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极高的中央高级领导干部。

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从革命实际需要，特别是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体会到，共产党要培养合格的干部，必须倡导学习。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他把学习列为共产党标准之一，并且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学习的内容。他强调，“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陈云在1939年12月写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把学习提到是共产党员的一种任务、一种责任的高度。

陈云经常向中组部的干部们讲一个词———“进长期大学”，就是坚持自学。他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活到六十几岁，还有四十年，学成之后，是头号“博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还说，学习随时可以进行，只要身边带上两本书。

陈云不仅本人率先垂范，刻苦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和其他政治经济书籍，还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当时参加学习小组的有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等10多人，旁听的有30多人。他们平时自学，每周集中讨论一次。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体会，一起研究难点，一起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中组部干部的水平提高了。当时中组部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之高，是有名的。陈云为了学习哲学，还专门请艾思奇讲课。陈云在听讲时，像小学生一样正襟危坐，认真地听，认真地记笔记，有不懂的地方就向艾思奇请教。他请经济学家王学文讲授经济学课程，还请和培元、吴亮平、柯柏年、王恩华等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其他各方面知识。每次，他都甘当小学生，以老师之礼对待这些讲课者，虚心向他们请教。陈云在学习过程中还总结出几条经验。他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介绍这些经验时写道：各人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读书要一本书一本书地读懂；理论联系实际；读书要有笔记；学习最好有一个小组；学习要与懒惰做斗争。陈云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关心爱护干部

陈云十分爱护干部。他对那些带着极左的眼镜看干部，专门整干部的人极为反感，也用实际行动予以抵制。延安时期，整干部很多也整得特别狠的，要数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了。当时，康生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曹轶欧则在中央党校负责干部工作。吸收谁来党校学习，学习后派往何处，都要通过曹轶欧。当时，中央组织部是经常介绍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中央组织部培养、安排干部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党校介绍干部去学习、培养，每次总是要被曹轶欧退回来一些。退回来的理由，没有别的，就是说他们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被退回来的干部思想压力很大，但又不好申辩。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况，心里很是生气。他一边做这些被退回来的干部的工作，重新安置这些干部，一边派人同曹轶欧交涉。但曹轶欧自恃有康生支持，根本不买中央组织部的账，每次仍然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干部退回来。

有一次，中央组织部推荐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又被曹轶欧退回来一些。陈云火了。他让工作人员去找曹轶欧，让他们告诉曹轶欧，就说是陈云说的：是不是好党员、好干部，决定于干部本身，不是家庭出身。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也是复杂的，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在复杂的环境里工作，必然接触社会上各种人，能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经过中央组织部慎重研究决定，介绍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你们不接收，是不正常的现象。

曹轶欧听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转达了陈云说的上面这些话后，自知理亏，再也不敢找借口退干部了。

在延安时期，陈云的爱护干部，还包括爱护那些被整错的干部。每当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陈云不管花费多少功夫，都要帮助他们搞清问题，为他们平反，重新安排重要工作。

王明到延安后，从他的极左思维出发，又搞大抓“托派分子”。在他的煽动下，延安一些部门也跟着跑，在抓所谓“托派分子”方面特别起劲，甚至对干部搞非组织的侦讯。干部只要说一句不那么“革命”的话，就会被人打小报告，打成“托派分子”。有一个干部，就因为有人举报说他是“托派分子”而被开除了党籍。这个干部到中央组织部去申诉。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后，认为原来定的开除他的党籍是不妥当的，帮助他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他仍然被怀疑是“托派分子”。他的党籍，也是从解决之日算起的，他此前的革命历史就像被风吹了一样。这个干部不服气，再次找到中央组织部，要求帮助进一步查清问题，并且举出了几个证人。可是，这个干部举出的三个证人，分散在三个地方，一个在延安，一个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一个在抗日前线的太行山。要想查清问题，很不容易。

陈云对此非常重视，表示：我一定要管这个事，我要帮助这个干部搞清问题，就是再难也要搞清楚。陈云亲自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信，给129师首长写信，请他们协助调查。在战争年代，信件往返和取证调查很不容易。尽管是由陈云亲自写信，仍然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调查清楚。经过调查才明白：过去把这个干部打成“托派分子”，是完全弄错了。陈云亲自动笔写了一个建议，建议给这个干部平反，承认他过去的光荣历史，党籍也从他入党之日算起。

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是管全党干部工作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可是他为了一个干部的清白，就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陈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他当着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多次谈到这件事，告诉大家，一定要爱护干部。他还算了一个账：我们花两个月时间，绝对培养不出来一个干部，可我们花两个月时间却挽救了一个干部，这再值得没有了。

陈云正确对待和处理丁玲的事，是他在延安担任中组部部长时爱护干部的又一典型。

丁玲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是革命烈士。她本人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长期关押，精神和身体倍受摧残。后来，她到了延安，工作一直非常好。但是，康生却诬陷丁玲有变节行为。他还当着许多人的面公开讲：“丁玲自首过。”康生当时在延安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他当众说这个话，足以置人于死地。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丁玲的耳朵里。她的思想压力非常大，就找到陈云，请中央组织部帮助她调查清楚。她在与陈云谈话时，还流了泪。陈云一边安慰丁玲，一边表示：组织会出面调查的。

但是，这件事情有一点复杂。因为康生当时在中央有领导职务，还是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要把康生明确下结论的事情扳过来，很不容易。但陈云出于实事求是、爱护干部、对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负责的态度，下决心管到底。考虑到康生的地位，陈云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请任弼时找丁玲谈话。任弼时很痛快就答应了。任弼时找丁玲谈话后，丁玲的情绪稳定了下来。接着，在任弼时、陈云的共同安排下，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查清丁玲并无变节行为。最后，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郑重为丁玲做了组织结论。

陈云考虑到丁玲问题的复杂性，也考虑到康生亲口讲话诬陷丁玲，更考虑到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点，决定由他和李富春亲自在丁玲的审查结论上签名。不仅如此，陈云还在组织结论中说明：这份材料，由丁玲同志自己留存一份。做好这些工作后，陈云亲自找丁玲谈话。陈云对丁玲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搞清楚了，自首的传说无证据，这种传说不能成立。陈云把抄清楚的丁玲结论交给丁玲一份，关照她自己妥为保存。陈云还对丁玲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这件事，还亲笔在你的结论材料中加写了一句话：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的话和陈云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让丁玲感激涕零。

丁玲拿到这份材料，十分感动。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有人再次诬陷丁玲时，丁玲手里有了陈云等亲笔签字的中央组织部的结论材料，才得以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