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东
造炸药
通过张珍安排的地下交通线，熊大缜顺利地从天津到达保定，随后进入了根据地。
初见熊大缜，张珍却有了几分担心。身为原辅仁大学助教，他自己已经经历了真正的战火洗礼，一身戎武之气；而眼前的熊大缜，西服革履，面皮白净，还是个书卷气十足的大学生模样。
张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见他穿着西装，就问：‘你能吃苦吗？’他把西装领带脱下一甩：‘你能吃苦我也能，你吃小米饭我也行！’”
熊大缜刚到冀中根据地时，这里的军工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一缺人才、二无原料，暂时也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他首先被安排到冀中军区印刷所当所长。虽然所做并非所学，熊大缜还是展现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快被破格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
也正是在这前后，冀中军区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1938年5月，张珍在与冀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沙克碰面时，听沙克聊起二分区捡到了一个棘手的“便宜”。原来，二分区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中发现了三艘大船，据说是阎锡山的部队遗弃的。船上满满当当装了几百个箱子，部队战士不知为何物，有人说是炸药。这下让二分区既兴奋又为难。
那时候冀中军区部队的弹药，几乎都是靠土法制作的黑火药，做子弹还可以，装地雷和手榴弹就勉为其难了。黑火药的爆炸威力很有限，而且极易受潮，手榴弹扔出去不响是常有的事。即使响了，其作用往往也只是吓唬敌人一下。手榴弹弹壳只能炸开几瓣，没有多少杀伤力。“边区造”手榴弹很长时间都被部队视为聊胜于无的“样子货”。只有在破袭战时拔碉堡、炸炮楼，部队才会拿出真正的军用炸药包，那比金子还宝贵。
这三船“炸药”足有几十吨，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可二分区却进退两难。部队知道炸药的威力和危险，没有专业工兵不敢乱动，弃之不理又实在舍不得。
张珍一听说有三船“炸药”，马上来了精神，当即让沙克派人领他去看。
找到那三艘船，张珍才发现，这些箱子装的其实是可以生产炸药的氯酸钾，离成品炸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可是张珍还是激动得难以自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天下最富有的人。”他是化学专业出身，在辅仁大学时就为地下党组织制造过炸药。有了氯酸钾，不愁造不出炸药。非但如此，这三艘船上还装了红磷、电线、钢材、锉刀、锯条等等，各种原材料、工具着实不少。这笔“意外之财”就成了冀中军区军事化工的起步基础。
熊大缜马上在供给部设立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的研制生产。从平津来到冀中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理工科的人才几乎都被分派到了技术研究社。张珍那时已经是军区卫生部部长，也常被拉到技术研究社参与科技攻关。
在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物理、化学专业人才手中，把氯酸钾变成炸药并不是难事。当然，炸药所需的原料不止氯酸钾一种，他们没有现成的其他成品原料，就用一些可以就地取材的材料，不断试验、改进着炸药配方。
氯酸钾炸药很快被研制出来，威力非常可观。但这些青年科技人员所学毕竟不是军工专业，他们能让氯酸钾爆炸，却无法控制它的爆炸。
氯酸钾化学性质活泼，与特定物质混合，稍有不慎就会自爆。技术研究社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的惨痛事故。如果不能让氯酸钾炸药的性质稳定下来，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没有意义。
炸药研制一时陷入瓶颈，熊大缜给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写信，寻求帮助。
叶企孙是物理学家，并不能从化学专业上给出什么指导。不过，清华大学化学系也曾经发生过氯酸钾爆炸的事故，叶企孙推测，清华化学系应该有人知道如何稳定氯酸钾。他想到了在北平中国大学任讲师的清华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
汪德熙虽然是化学系毕业，却也和叶企孙有密切的师生之谊。据他回忆，在清华求学时，他曾经上过叶企孙的热力学课。那个学年的期末大考，有一道题本来会做，只是因为马虎写错一个加减号，导致答案出错。而叶企孙阅卷时，一点不讲情面地把这道题的分全部扣光。
汪德熙觉得委屈，找叶企孙申辩，叶企孙告诉他，把分全扣的原因不是一个加减号，而是因为答案明显荒谬却没有被汪德熙注意并改正，这是科学态度的不严谨。汪德熙深受教育，由此与叶企孙熟悉起来。
叶企孙亲自从天津到北平找到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根据地帮助解决氯酸钾炸药的难题。恩师亲自登门，所为又是抗日大义，汪德熙没有二话，当即答应。汪德熙学的化学也不是军工，为了不负所望，他还专门到图书馆查了几天的资料，临时突击恶补了氯酸钾和炸药的相关专业知识。
熊大缜去冀中根据地时，叶企孙在仓促之间满是挂怀担忧，到了动员汪德熙去冀中时，他已经思虑周详地为之提供协助。
根据地兵工厂在为手榴弹填装炸药。
一同在庐山休养的葛庭燧夫妇（左）和钱三强夫妇（右）。
汪德熙院士。
汪德熙回忆，叶企孙帮他联络上冀中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还教给他一句日语“瓦塔库西瓦克里斯特德思卡（我是基督徒）”，让他化装成传教士作为身份掩护。汪德熙的冀中之行极为隐秘，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告诉。为免其家人担心，更为避免外人起疑，叶企孙按照汪德熙做讲师的收入，每个月给他的家中汇钱，只说请汪德熙是到天津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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