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东
▲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这张照片中有11位未来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为叶企孙。
叶企孙（中）、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合影。
▼ 根据地民兵在连接地雷。
在经典的老电影《地雷战》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药配方，“不见鬼子不挂弦”的经典台词，早已被几代人熟知。
事实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药，威力远不足杀敌。真正令侵华日军魂飞魄散的地雷，装填的是成分复杂得多的化学炸药。这些炸药的配方和工艺，不是庄稼汉出身的游击队员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来自中国最智慧的大脑——一群年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创造出来的。
在当时，称呼他们科学家为时尚早，他们正年轻，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钱学森、李政道这些闻名遐迩的大科学家，是他们的同辈学人；他们的导师，是中国物理学之父叶企孙；他们当中的汪德熙、葛庭燧，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他们用肥田粉造炸药，用植物油造石油，改进子弹无烟火药，造雷管、造机器……他们是根据地军工事业的中坚，为之贡献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
战火颠沛
1937年7月7日，开启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本身事发突然，但这场战争，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的中国来说，都不意外。
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蓄谋已久，不必多言。国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也已经意识到，中日关系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何时战的问题，国民政府并为此开始做迎战准备。
但是，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实力存在着巨大鸿沟，军事上的准备远不足以弥补，更何况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围剿共产党上。此后的战事进程印证着中日的差距。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最有意义的战前准备，是“九一八”之后故宫国宝的秘密南迁，保全了国之重器、民族瑰宝。
还有一种“国宝”，也在“九一八”之后悄然准备着南迁。这就是京津两地的大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科学、文化大师辈出的时代。众多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学人大师灿若星河。在历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时称北平），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大师大家尤为集中。
不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级的大师级人物，即便是他们的学生、当时的大学生，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万中选一，国家科技的栋梁之材。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要数清华物理系。
1929年到1938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见。当时执掌清华物理系的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奠基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科学家，半数以上是叶企孙的学生。
战争的警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就已经敲响。北平的大学师生们忽然发现，战争的烽火已经渐渐逼近了象牙塔。1932年度开学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开学致辞中说：“至于本学年的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地读书，此时自不可知。”
到1936年，日军进驻华北，“北平已成国防最前线”，北平的国立大学开始筹划南迁。
据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回忆，在讨论未来战争期间清华的迁移地点时，“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生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在与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积极沟通下，1935年，清华停建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基建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路。
1936年，清华大学在长沙的新校舍开始建设，战争却没有给新校建成的时间。
就在1937年7月7日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学界名流，刚刚受蒋介石之邀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结果，谈话会还没开，战争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中，日本不断挑起局部冲突，从东北向华北不断蚕食着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最初几天，很少有人意识到，预料之中的中日大战已经开始。大部分国人仍认为这是一次局部冲突。
但日本这一次的目的不只中国局部。战端一启，日本马上动员了40万大军，启动全面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7月29日，北平沦陷。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原本要与蒋介石纵论国是，这时只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商谈三所学校的应变之策。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以尚未完工的清华长沙新校舍组建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1月正式开始上课。未及两月，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临大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即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校歌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吟唱的正是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清华校长梅贻琦远在庐山，校务由叶企孙主持。他安排好应急事宜，组织教职工疏散、南迁，随后准备经天津南下。行至天津，却发现海陆交通都被战事断绝，叶企孙当时身染伤寒，只能暂时栖身英租界的清华同学会。
这一年，本是叶企孙的学术休假年。按照清华大学的安排，他本该去美国游学休假。滞留天津期间，叶企孙仍有脱离战火赴美的机会。当时天津与国内的交通虽然断绝，但远洋外轮仍在营运。叶企孙的两位助手之一是美籍教授温德，以美国护照为叶企孙提供了保护。
但叶企孙选择留在天津。一方面是由于梅贻琦联系到了他，通知了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并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梅贻琦委托叶企孙组建清华临时办事处，管理清华财物，联络并资助清华南迁师生在天津安全转站。叶企孙滞留天津将近一年，在北平天津往来奔走，成为大量清华师生南下的中转站。
另一方面，叶企孙的另一位助手熊大缜这时要离开他，投身抗日。这个变故让叶企孙开始担负起另一项重要而危险的工作。
据叶企孙的回忆：“1938年春节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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