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南京国民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并电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从意大利返国。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方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的内战，因而对张、杨表示不支持。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当时各国的态度也极其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政府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张学良、杨虎城以非常的军事行动押扣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但是，他们指望中共对他们的爱国正义行动予以全力支持，并协助他们解决捉蒋后的复杂问题。因此，事变一发动，张学良要刘鼎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刻向中共中央发报。电文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张学良在连续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转告了他们在通电中所提出政治主张，以及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关于发生西安事变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紧急处置。一面急电张学良，要求证实来电的可靠性，并建议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带，红军担负在北面钳制胡宗南等部的任务；一面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张学良来电的有关情况。同时，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与张、杨共同协商大计。
13日，由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后首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都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将会“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表示拥护张、杨的爱国主张，对妥协派（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代表的一派）要争取、分化、孤立，还提出要推动国民党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要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并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要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到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会议针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强调：“把抗日为最高旗帜”，依靠党的原则正确冷静地处置，确定中共的方针是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由于事变是突发事件，一时难以了解全面情况，会上也有人提出了“除蒋”、“审蒋”的主张，但会议总的基调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从而为中共最终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指出张学良等人的行动是完全带有革命性的，并要求共产国际：（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义举；（二）争取英、美、法三国赞助中国革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指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胜利；表示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说明“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到肤施接周去西安。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根据对西安事变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和全国事态的发展，认真研究了促使事变向着推动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向发展的方针、措施，并于14日发出《西安事变后促动南京政府停战抗日运动的方针办法》，明确指出应发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援绥抗日及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等团体，以促使南京政府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坚决反对亲日派的降日卖国和策动内战的阴谋等。中共中央还要求各地注意，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这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后坚持与中国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立场，坚持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与张、杨的主张是一致的。
15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明了中共坚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解决事变、与中国国民党共赴国难的严正立场。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出现的复杂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于12月14日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人前往西安。15日清晨，周恩来等18人身负重任，由保安动身，17日下午抵达西安，周恩来立即与张学良晤商。周恩来对张学良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勇敢决断的精神，表示钦佩。张学良则向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的情况和处理事变的意见。经过缜密计议两人决定：军事上，红军加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张学良则希望叶剑英参加参谋团，三军统一指挥。这使“三位一体”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融为一体，巩固了三方的团结。政治上，双方同意在逼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释放他回京领导抗日。这既可借蒋的权威压服南京讨伐派，防止干戈再起；又可达到事变发动时提出的“促蒋反省”、共同抗日的目的。双方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等。
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前往拜访杨虎城。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三方在逼迫蒋答应抗日后和平解决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面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全面研究了国内外的动态，冷静地分析了事变可能导致的两种结局：或由此爆发新的内战；或逼蒋抗日，结束内争，共同对外。为了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一种恶果，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在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后，保蒋安全，进而联蒋抗日。电文尖锐地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国家民族计，为蒋介石个人计”，国民党应毅然采取以下措施：（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表示相信，如果中国国民党果能实现上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与蒋介石、陈诚等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当时“讨逆军”所属东路集团军的兵力已近10个师，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的兵力也达10个师，拟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三方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主力，釆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军顾祝同军。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电周恩来，指出在西安工作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要周与张、杨共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公开谈判”；提出了实现和平的五项条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中共中央的电报嘱咐周恩来：“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电报最后要周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等谈判调停。
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恰与张学良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此次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他一再表白，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因此，当他了解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对共产党这种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个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义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
12月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当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12月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正如毛泽东说的：“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时，放蒋基本已成定局，但一部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和西安少数高级人士坚持要有条件放蒋的呼声仍然很高。他们认为蒋介石的诺言必须有所保证，如协议要由蒋签字，中央军要立即撤到潼关以东，缓冲地区要由阎锡山部移驻，等等。25日上午，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耐心而坦诚地表白他主张放蒋的理由：“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
这样，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积极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此外，中国国民党当局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张、杨两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它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10年内战，出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局面，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
| 相关专题 |
| · 图书连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