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又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一）西安事变的爆发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订，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

1933年冬，以第十九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共12个师，约15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同时蒋介石还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

继福建事变之后，又发生了以抗日反蒋为旗帜的两广事变。1936年5月，两广当局决定利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发动反蒋运动。他们于6月1日文呈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6月4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将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并出兵湖南。两广事变的发动，造成了逼蒋抗日的趋势，同时也有引发新的内战的可能。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电令西南及陈、李、白等部不得擅自行动，并调集军队于粵桂边境。7月中旬，蒋以设置最高国防会议，任陈济棠为会议成员并进京共商大计为解决争端的方案，被两广当局所拒。蒋即以官禄收买陈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及广东空军，策动陈部其他将领迎余代陈，逼迫陈济棠于7月18日下野赴港。7月25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李、白在桂职务，调离广西。李、白则攻击蒋违反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并邀各方人士集中南宁，准备另组政府。蒋调集大军准备武力解决，全国上下均表反对。蒋被迫放弃军事解决途径，于9月1日派居正、程潜飞往南宁调停。9月6日，国民政府收回7月25日成命，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为军委委员。14日，李、白通电服从中央，事变平息。

两广事变是以抗日为旗帜进行的反蒋运动，与以往各派同蒋介石进行的权力之争不完全相同，它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对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明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在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致国民党书，并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正当中共中央采取抗日逼蒋方针，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0月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和东北军，同日本有着深刻的家仇国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陕北“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主力部队，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蒋介石趁机取消了东北军3个师的编制。东北军官兵深受国土沦丧、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识强烈，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对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联系。1936年春，西北军和红军首先商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准备共同抗日。同年2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3月，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晤，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双方加强联系，但对中共抗日反蒋主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在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意识，应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会谈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抗日准备工作。这样，红军与国民党军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局部地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甘肃会宁会师，中国革命的主力转移到了西北。这时，日本策动伪蒙军向察绥疯狂进攻，傅作义率部抵抗，绥远抗战爆发，西北成了抗日的前哨阵地；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联共抗日活动也在积极进行，他们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倡导之下，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爱国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各界爱国民众与蒋介石反动政策的矛盾，等等，都在这里汇集。西北成了多种力量与矛盾的聚集地，成了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是：共同抗日、挽救危亡，还是发动内战、自相残杀？

蒋介石到西安后，立即分别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宣称要在3个月内把陕北“共匪”全部消灭，要张、杨做好“剿共”准备。对此，张学良公开提出疑义，建议停止内战，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抗日。

10月27日，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到会的除训练团的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第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共500余人参加。蒋说：“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在讲话时还猛烈地抨击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称抗日需要首先镇压共产党，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与不愿意抗日的人毫无差别；共产党是更大的敌人。蒋介石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发动大规模“剿共”内战的动员令，对张学良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听后当场流下了眼泪。

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山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政策。他和张学良一样，开始认识到日本蚕食华北的真正危险，认识到要想挽救华北，一场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弄清阎锡山在抗日和停止内战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张学良派他的私人秘书李金洲于1936年10月前往太原，拜访阎锡山。李金洲在太原了解到阎锡山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深感担忧，认为继续实行“围剿”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如果全力打内战，中国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外来的敌人了。他愿意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进行劝谏。张学良获悉阎锡山的主张与他相类似，非常高兴。10月末，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经过一整天的会谈，张、阎2人搭夜车抵达洛阳。这时，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已于10月29日离开西安到达洛阳，其目的是部署“剿共”。张学良与阎锡山则以祝寿为名，趁机向蒋进谏，要求团结抗日。结果，张学良碰了更大的钉子。蒋介石厉声问张、阎：“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接着，蒋在洛阳一次训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11月1日，张学良又一次试图说服蒋介石，但蒋介石表示“当前之敌人乃汉奸与共匪”，这使得张学良大失所望。

回到西安，张学良向西北军领导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讲述了洛阳之行的前后过程。杨虎城早就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议蒋到西安时，“可以仿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

蒋介石在洛阳滞留月余，除大事张扬所谓“献机祝寿”活动外，则集中精力部署“剿共”，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洛阳作了如下布置：（一）调兵遣将，把30万中央军摆在汉口至郑州的平汉线上和郑州至灵宝的陇海线上，古老的潼关关隘附近也集结了8个满员师，只待一声令下，即刻西进；（二）发布对红军的攻击令，命令在甘肃、宁夏的王钧、毛炳文、何柱国等5个军，分4路进攻红军；停止对绥远抗战的支援，不准傅作义乘胜进攻日伪军，令其抽调兵力参加“剿共”；（三）严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2日下令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著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并严令取缔了上海、青岛纺织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封闭了14家畅销全国的进步刊物。

虽然蒋介石一心要消灭中共，但他的“剿共”计划一再受挫。11月21日，红军发起山城堡之战，蒋之嫡系胡宗南一部被歼，使“剿共”前线的将领们大惊失色。24日，傅作义指挥所部，取得百灵庙大捷，举国振奋。张学良、杨虎城再也按捺不住反对内战、奋起抗日的强烈愿望，分别于27日、28日发出《消缨抗战书》和《告民众书》。在《请缨抗战书》中，张学良痛切陈词：“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杨虎城在《告民众书》中，则号召“毁家纾难”，“舍身卫国”，“拼命地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他要军民“坚持此志，御侮争存”。但是，蒋介石对所有这些反对内战、请缨抗日的爱国言行，均视为“大逆不道”，并为此忧心忡忡。

1936年12月上旬，古城西安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双方都力图改变对方的主张。

12月1日晚，远在武汉的东北人士王化一从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处得悉：何在洛阳为蒋祝寿时，曾在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办公室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电，“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使与共党与杨部隔离等语”，王化一得悉后立即用“华密”电报告了张学良，要其警惕。张、杨为此曾多次密商对策。据张学良说，当时他们有三个办法：（一）和委员长告别，辞职走开，到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二）对蒋作口头诤谏，希望在最后一刻改变蒋的主张；（三）“硬干”，类似兵谏的办法。

12月2日，张学良驾驶军用飞机去洛阳见蒋介石，以观察形势。12月3日，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谏，又遭到训斥，蒋命令张、杨立即率部开赴反共前线，对红军“作彻底的处理和根本的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乘车抵西安，张学良同车随行。蒋介石以华清池为临时行辕。他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陈绍承、朱绍良、卫立煌等，也陆续齐集古城西安。

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东北军的将领，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但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这时，蒋介石已看出再使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这样，蒋、张之间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都对对方失去了信心。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国民党特务竟开枪击伤学生。群众闻讯，怒不可遏，便列队出城，冒着凛凛寒风向临潼进发，直接找蒋介石请愿。蒋闻知，立刻命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请愿，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同时，他还命令卫队架起机枪，准备扫射。张学良为防止爱国学生惨遭不测，立刻驱车追上游行队伍，进行劝阻。当时群情激昂，高呼：“拥护张将军率部打回老家去！”气氛悲壮，动人心魄。张学良感动得热泪盈眶，站在土坡上对学生讲：“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主张抗日，一个星期内用事实回答大家，否则，拿我是问！”竭力把学生劝回城去。当晚，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蒋竟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12月10日，张、杨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获悉国共两党中央的谈判已破裂。他们断定蒋的主张是不能轻易改变了，再次计划“决行强谏劫持之谋”。

12月10日、11日，蒋介石连续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商定军事“进剿”计划，并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准备在12月12日发布对红军的“围剿令”，蒋介石一行也预定同日返回南京。

蒋介石经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番精心布置，认为可以向张、杨摊牌了。于是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供其选择：（一）服从中央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剿共前线，与红军决战；（二）如张、杨不愿意剿共，则东北军将调到福建，西北军将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由蒋的嫡系部队完成剿共大业。张学良和杨虎城经过秘密协调，决定无论如何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而拼命。他们决定如果苦谏不成，只好实行兵谏，靠武力使蒋介石屈服。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收到报告，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黑名单”，上面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姓名。只要换防命令一经宣布，便立刻将他们逮捕。

由于这一情报，张学良觉察到危险已经迫切，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心先发制人，拼死以争，“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蒋介石准备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11日晚，他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出席了告别宴会，而杨虎城则借故没有来。宴会之后，张学良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决定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具体计划。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东北军负责完成下列任务：张学良的警卫营和师负责逮捕蒋介石，封锁西安到临潼的交通。张学良还命令在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国民党当局的飞机。第十七路军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所有的飞机。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所有部队都处于紧急状态，以便一接到命令，便迅速采取行动。帷幄运筹之后，张、杨分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召集各自高级军政官员，宣布这一重大决策。

当天晚上，蒋介石似有察觉。然而，他迟了一步！张学良、杨虎城连夜分别动员，下达命令。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于12日拂晓，分别在临潼和西安同时扣押了蒋介石和其随行军政人员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10余人，并控制了机场、火车站。东北军驻兰州的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也按张学良的密令，在兰州采取行动与西安相呼应。这就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西安事变。事变发动之后，张、杨遂通电全国“：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而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蒋公为最后之诤谏。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实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八项主张的核心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表达了一切爱国军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扣蒋后，张学良、杨虎城即致电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各省军政长官、各界知名人士，发布了告两军将士书，并通过西安电台和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事变的原因、目的和方针。公开申明事变是因“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覆之地”；目的是“内求和平，外求抗日”，扣蒋“绝对是纯洁无私的”，“完全是为民请命”；只要蒋“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张、杨敦促南京当局接受“八项主张”，呼吁各省军政当局同情、支持西安的爱国行动，号召全国各方面知名人士、各界民众，拥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西安的政治犯；封存四大银行在西安的金融储备，将陕甘防区交红军接替，两军南下关中，加强了潼关以西的军事防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