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立下“三不准”
上图：补了又补的白色睡衣睡裤。 下图：摄影为陈云的爱好之一，右上角的那张照片是他在为工作人员拍照。 本版摄影 邵剑平
父亲对我们的教导宽严相济。在公私分明这一点上，他的标准十分严苛：要求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做到，绝对不能打擦边球。
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翻看、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这是父亲给我们立下的“三不准”规矩。
我们家1949年从东北进京，就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直到1978年才搬进中南海。院子里有间屋子便是父亲在家批阅文件、思考问题的地方。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工作的时候，那里就如同“军事禁地”。
父亲曾明确说过，“红旗牌轿车是国家配给我的公务车，家中任何人不能乘用”。虽然母亲上班的路线是和父亲同一个方向的，但我从来没见她搭过一次“顺风车”。母亲总是骑着那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自行车，她还曾开玩笑说：“瞧，我和你爸的车一样，都是红旗牌的。”现在，这辆车身已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安静地停在上海的陈云纪念馆里。作为代步工具，它的使命早已完成；而从中折射出父亲严格要求家属，不搞一丝特殊化的精神，却仍触动并影响着后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时期，由于父亲身体患病和下放，母亲和我的大姐陈伟力分别请假陪在父亲身边照料。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和姐姐最后都悉数退回了各自单位在那段期间所发的工资。父亲的理由很简单：“领工资就要给单位做事，你们在照顾我没有上班，就不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工资，占公家的便宜。”
公私分明，身为党内高级领导人，父亲不仅对家属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体现在对自身言行的严格约束中——“不收礼、不吃请；不居功，不自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父亲的家乡人送来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正在审批等待开业的一家公司题词。父亲当面拒绝了：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父亲不但退回了文房四宝，还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此事。
我还记得家里原来的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陈旧了，便买了一台新录音机给他用。父亲问新录音机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回答：是机关的，您先用着。父亲坚决不肯，当即让工作人员将新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陈元参加工作后，用自己的工资给父亲买了台录音机，这回，他二话不说，乐呵呵地收下了。
有一段话，是父亲对返乡工作的警卫员的临别赠言，我听了特别震撼，铭记在心。他说：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
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
粗茶淡饭，轻车简从。工作中生活上，父亲这辈子将物质需求放在最不起眼的那个角落，生活俭朴得令人吃惊。
1946年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父亲在那场战役中，运筹帷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的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唐凯，给日夜操劳的父亲送上了一件棉坎肩以御风寒，父亲珍视战友深情，常年将坎肩带在身边。1984年的一天，母亲数了数这件棉坎肩上的补丁，足足有32块。父亲这才不得已告别了陪伴他38年的“老伙计”。如今，这件棉坎肩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
母亲1951年从北京东安市场地摊上买的一套银质餐具，父亲看了很喜欢，一用就是4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因使用时间过长，餐具表面发生氧化变得通体发乌，厨师便用去污粉将勺子擦得锃亮，父亲看到后心疼了：“以后不要这么使劲擦了，会影响勺子寿命的，表面的氧化层没有害处，只要每次擦干净就行了。”去外地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也总随身带着这套餐具，不愿意换新的。
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平时接触的较多。感觉父亲的节约与俭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吃完饭，他的碗底总是干干净净，盘底的剩汤也会喝掉。给他做饭的厨师有点“埋怨”：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家常菜，从来不给我提要求，这烹饪技术总也提不高。
到外地出差，当地人要给父亲做些好菜吃，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父亲多次在上海过春节。有一次，上海的同志为父亲准备了鱼翅，他特意将负责人找来商量：“我上了年纪，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别去做鱼翅这么贵的菜，浪费了。”他还叮嘱，以后就是节日里用餐，也不用搞那么多花头。
父亲在吃上面没有要求，穿也是一样。他平时就穿布衣、布鞋。深蓝色与深灰色两套毛料中山制服都是50年代由公家按照出国规定给做的礼服。父亲一般只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或重要场合时才穿。过后就脱下，仍换上家常衣裳。后来，两套毛料中山服穿旧了，胳膊下及膝盖等部位的毛料被磨得很薄。工作人员提出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衣服，父亲却说：“衣服最重要的是整洁，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不用急着做新的。”
有一年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将毛料中山服和穿出破洞的毛衣带给洗染店里有经验的老师傅织补。当老师傅得知这是陈云的衣服后，连声感叹：“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过日子格能巴结（沪语节约的意思），没想到！”
记得17岁那年的初夏，我陪父亲坐着说话，他说：“天热，出汗衣服湿了，小方你给我到屋里拿件干净衬衫换。”我取来后，递给他，站在一边。父亲把身上的衬衣一脱，里面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一个个对着我龇牙咧嘴的。
我心里一酸，和他说：“爸！我明儿就给您去买件新的，这件别穿了，太破了。”
父亲冲我笑笑，“没事儿，汗衫穿在里头，别人又看不见。”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给父亲买一样像样的礼物。我在北京一家工厂的翻砂车间干了3年活儿，暗暗地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当我将特意为父亲买的几十元的皮表带递到他眼前时，他很意外，连夸大方好看。可问起价格，父亲心疼地直呼：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太贵了，太贵了！
这根表带，父亲换上后一直用着，应该是喜欢的。但直到很久后，他一提起这件事，还是摇头：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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