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共产党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2．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面对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地方实力派，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政府中一些政要，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正如1936年4月间张学良对周恩来说的：“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包括在内。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果‘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有鉴于此，中共中央考虑到国民党集团中一些实权派对日本态度有转变的实际可能性，为了促使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日，实现全民族抗日，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向包括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号召：“不管我们之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就因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5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回师宣言”），向国民政府进一步呼吁，“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此，“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国家民族之福。”1936年8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国民党的策略方针等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进一步确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的与主要的对象。具体规定了红军部队的行动方针：国民党军队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请求议和，对其挑衅行动采取“先礼后兵”的政策。8月下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我们愿与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里。”同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认为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应的”。

为了适应“逼蒋抗日”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还对一些政策及时作了相应改变。中共中央于1936年9月17日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定用“民主共和国”代替“人民共和国”。决议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遭受亡国灭种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中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共中央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表示“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