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共产党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这一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需要，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方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努力促成全国共同抗战的局面。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确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呼吁全国各族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并在东北地区组织领导了抗日游击战争，还多次提出同一切要求抗日的军队和群众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这时党的政策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在：当时党提倡的统一战线，还不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仅仅是下层的统一战线，不仅未包括代表国民党上层内的一部分抗日分子，也未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甚至提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口号；在战略指导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阶级解放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同时并举的；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错误口号，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这些“左”的政策，使共产党不但没有能够利用“九一八”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发展革命力量，却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期望。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5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得到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要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六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转变。8月，在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族同胞，各派政治势力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面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明确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活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即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而初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八一宣言”具有许多新的特点：（1）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2）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上，进而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并为国防政府提出了十条施政方针。（3）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以外，但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1935年10月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了一步，“指示信”对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都作了进一步阐述。

“指示信”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认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后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的变化。党的策略方针就是要抓住这一变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党应该“彻底地转变自己的工作，就是（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因为他们恐怕困难，不愿浸入反日反蒋的广大群众中去，把党与群众的关系闭塞起来，另一方面反对只看见敌人力量大，受了武断宣传的麻醉，看不见反日反蒋的广大群众力量，而悲观失望，失掉了革命前途的分子。”《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是一个重要文件，它不仅明确提出党的策略方针是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统一战线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了正确规定。它否定和批判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要倾向“关门主义”，突破了“九一八”以来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从而使党得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它为两个月以后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深刻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新特点，集中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指出了大资产阶级英美派集团转向抗日的某种可能。在此期间，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共中央还决定适时调整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如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进一步改为民主共和国；将反对富农改为中立富农；宣布欢迎和保护工商业资本家到苏区进行正当经营；改变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等。这就基本上解决了遵义会议所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为后来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策略基础。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正式形成。这个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但瓦窑堡会议还没有解决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虽然都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分裂的可能性，提出了要利用敌人内部“争斗”“缺口”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没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转向强硬，由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说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采取“反蒋抗日”的方针，把蒋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显然，这与当时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不过，瓦窑堡会议决定此方针也是情有可原的。主要是国民党的政策尚未明显变动，蒋介石在与共产党进行接触谈判时，也没有放弃武力讨伐的政策，并正在全力发动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因而中国共产党在要求抗日的同时还继续提出和坚持“反蒋”口号。但是，这时的“反蒋”在党的方针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反蒋抗日”到“抗日反蒋”决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变化，而是体现了主要矛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