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共产党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3．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华北局势日益严重的状况，党及时调整方针，争取与华北地方实派的合作，帮助他们坚定抗日信念，致力于将华北变成抗日前线。为了扭转华北的不利局面，纠正党在华北工作中的错误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中央给刘少奇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了“左”的“关门主义”错误，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当时，中共中央对身处华北前线的宋哲元及第29军的争取工作尤为关注。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写信给刘少奇，指出：“军队中特别是29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8月14日，毛泽东也写信给刘少奇，强调“统一战线以及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必须向宋（哲元）及29军继续工作……张自忠、刘汝明……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和成功，使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也有扩大和发展。”

第29军负责平、津、冀、察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侵略华北的前哨，第29军的对日态度关系着华北政局的安危。为此，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在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对宋哲元集团倾注了更多心血与努力。在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前，党在华北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宋哲元集团是对立的。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造成了冀察政权与群众运动的对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少奇及北方局对宋哲元集团在专门作了分析研究后，认为冀察政务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机构，但在全国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是错误的，决定将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北方局为争取宋哲元，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工作：（1）通过各种关系同29军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2）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3）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当时，除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属华北联络局曾派燕京大学教授张友渔，通过中共地下党员、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介绍，到第29军在南苑办的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外，中共中央还派秘密代表张今吾（张经武）和宋则民、刘昭等到第29军去做宋哲元和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经过对第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第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宋哲元的对日态度也渐趋强硬。

为促进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也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的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也在想方设法取消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以“防共”名义派10个师进入山西，并派特务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阎锡山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

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对宋哲元、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加紧了与华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韩复榘的联络，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中国共产党这些积极而不懈的努力，增强了地方实力派抗日救国的信心，尤其是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并趋于明朗化。这些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的形成，对全国抗日爱国局面的出现，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