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西安事变与一致对外 【2】

2．国际社会的反响

不仅国内舆论普遍要求国民政府采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舆论也都呼吁南京和西安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导致爆发内战。

苏联是最早对西安事变做出反应的国家。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苏联会对西安事变持积极支持态度。在国内，不仅张学良，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人如此期望；南京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甚至怀疑苏联是张、杨的后台。苏联政府为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在《真理报》《消息报》上连续发表评论，对张、杨横加指责，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政治方式，“迅速而和平地”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

苏联之所以如此表态，是基于当时国际环境下其外交的需要，是它在远东地区推行联蒋遏日策略的要求。1936年末，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处于被日、德法西斯夹击的严重威胁中。为避免被夹击，苏联既需要认真对付东线日本的威胁，又需要应付西线的德国。相对而言，德国对其的威胁更大，因为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欧洲部分，应以主要力量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苏联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的方针，希望中国抗日，牵制日本侵略势力，以减轻其东线的压力，而对中国的抗日，它又把期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如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是极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本来与其联蒋遏日政策并不矛盾，某种程度上讲，是更有利于这一方针的实施，但苏联当局没有做具体分析，而是把它作为“反蒋事件”横加指责，以此回答南京方面的怀疑与责难。在西安与南京10多天的对峙和较量中，苏联明显地站在南京一边。这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也使他承受着巨大压力，这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产生了消极影响，张学良匆匆释放蒋介石，苏联的态度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在苏联政府表态的同时，英美等西方国家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也十分关注西安事变，他们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中国再发生内战，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8日前，英美两国主要是严密注视事变的发展，对蒋的安全表示关切。18日后，由英国发起，英美两国主动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调解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冲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二人正式向孔祥熙提出建议，由英美政府居间调解，使南京与西安双方达成协议，并使张、杨得以在天津或国外某处安全居住。这个建议的主旨是避免发生内战，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蒋介石保证不报复张、杨。如二人对蒋不放心，可由英美帮助安排到天津租界或国外居住。它反映出英美政府不希望西安事变演变成为大规模内战而损害中国抵御日本的实力，进而损害英美在华利益的心态。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方面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受苏俄支使”，“企图赤化中国”，对张、杨进行指责，并运用外交手段对张、杨施加压力；一方面向南京建议：“中国政府当局，须沉静持重，以善其后。”西方国家不论是指责张、杨也好，还是建议南京当局“慎重”处事也好，表明的基本态度都是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日本的态度却恰恰相反。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要与军方连续召开会议，研讨中国局势，确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它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对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主张的极端仇视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日本《朝日新闻》12月18日发表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反映出日本当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社论说：“西安事变发生以来，日本陆军当局以甚深的注意，注视着西安事件本身的全貌。中国全局的动向，张学良与第三国际及至中国红军的关系、南京政

府的动静等等。今乃一旦破沉默而表明了态度，故极可重视。对于它所表明的内容，吾人亦甚表赞同。其大体的旨意，是说日本陆军当局一面表示满腔的同情。同时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井，而宜立脚于与邻邦协和亲善的大精神上。”《朝日新闻》的社论最后明确地说：“这可以说完全表明了日本的对华希望。”日本极其敏感地注视着西安事变的进展。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和特务机关，几乎每日每时都向国内报告事变的进程和中国各界的反应。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日本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加强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随着宋氏兄妹前往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迹象出现，日本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步伐更为加紧。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赶回中国，于12月22日、23日两次会见孔祥熙，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但是，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

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声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内战企图，坚定了主和派的信心，推动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