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西安事变与一致对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推动下，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前来西安布置反共内战的蒋介石及其随行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主张的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外患日深，内争不已，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之际，作为国民党最高掌权者的蒋介石被扣押，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国内外各党各派，包括普通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走向，它不能不成为中国及世界注目的焦点。

1．中国国内的反映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首先做出反应。蒋介石被扣时的身份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被扣引起了南京中央的极大恐慌，国民党要员都担心和关注蒋介石的安全。其做出的最初反应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由常务委员负责，同时决定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旋即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大军向西安进逼。a但是，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武力讨伐，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两派相持不下，在宋美龄等人四处奔走，为营救蒋介石而力主和平结束事变的同时，何应钦则调集大军，准备围攻西安，一场大厮杀顿成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危急之际，国内舆论大声疾呼：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不应再自相残杀！谁挑起内战谁就是民族罪人！国际舆论也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力地遏制了南京方面主战派的战争叫嚣，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但事变发生后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行动，给张、杨力所能及的支持。西安事变发生后，《红色中华》连续发表评论，称赞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义举，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以实际行动反击日本企图借西安事变挑起中国内战的阴谋。同时谴责南京政府调集大军进攻西安“正是日本需要的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发表通电，称：“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b中共中央不仅在舆论上声援张学良、杨虎城，还应张、杨之邀，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赴西安参加事变的善后处理，并将红军主力星夜南调，以实际行动警告南京方面，不要轻举妄动，挑动内战。

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的地方实力派，也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公开声援张、杨的地方实力派不多，明确支持国民党中央讨伐张杨的地方实力派亦不多，绝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呼吁和平解决事变。两广实力派表示张、杨扣蒋的行动虽“不敢苟同”，但其抗日主张“我们是赞同的”。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讨伐张杨令”，当夜，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要点是：“（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的中央军，从速移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与两广关系密切的李济深也发表通电，批评国民党中央的武力讨伐政策。“值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方深解救之不暇，何忍再为箕豆之煎。况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之军队，应用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务望顾念大局，收回成命，国家民族，实利赖之！”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韩复榘联名发表通电，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强调“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雄踞天府之国的刘湘是当时地方实力派中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四川毗邻陕西，刘湘的态度殊关大局。12月18日，刘湘发表致国民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通电称，由于“强邻蚕食，有进无己”，“国势之危，殆如累卵”，“如再继以大规模的内争，不啻蹈西班牙的覆辙，我国家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的悲境，各方所争，既在抗敌的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的是非，更何心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所望各省军政同人，以政治方法翊赞中枢，稳定全局，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的实力，以求我国家民族的生存。”其他地方实力派，如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等，也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全国各界民众团体也呼吁和平解决事变。12月14日，在西安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西京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教职员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发表宣言，一方面揭露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种种误国害民政策，一方面代表3000万东北同胞提出：“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向主张以联合求得真正的统一，以团结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兄弟阋墙的内争和内战，要求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因此，对于当前局势，我们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我们坚决反对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要求政府立即开放民众救亡组织，公开保护救国运动”。两日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致电国民政府：“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战，均足消耗国力，援敌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将士，继续抗战，而对陕事慎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国时报》对南京政府提出正告：“现在的军心民心，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强敌入境的时候掀起内战！”“我们要求南京和东北军当局特别注意到日本（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造成我国的内战）这一巨大阴谋，无论如何，不要坠入敌人的圈套，不为内战的祸首。我们要求南京和东北军当局特别注意，全国团结，一致御侮为中华民族唯一救亡的出路，无论如何，要在团结救亡的基础上来使西安事件达到和平的解决。只有团结御侮是使西安事件达到和平解决的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道路。”《大公报》也呼吁国民政府不要诉诸武力，否则：“一旦西安成为战区，充其量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国家大局将陷于坐受宰割的境地。彼时救国的方法与力量又安在乎？”国内舆论的和平呼吁，对国民党中枢的决策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为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烘托了一个强大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