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迫于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国民党中央决定暂缓执行讨伐计划，而派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事变善后。1936年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二人在戴笠、蒋鼎文陪同下，从南京乘飞机至西安，开始与西安方面的谈判。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于12月24日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大计；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当面向他说明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蒋介石表示同意宋氏兄妹同张、杨达成的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去南京谈判。12月25日，张学良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经洛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张学良被交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审判。蒋对事变的后续处理采取的策略是：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离开自己部队，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不容许西北存在半独立状态，要完全置于南京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1937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朱培德、顾祝同等举行座谈，决定解决西北问题时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但在具体行动上，他要采取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蒋做出上述决策后，立刻部署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同时，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实行分化政策。
蒋介石的军事高压，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将士十分愤慨。1937年1月6日，杨虎城、于学忠等领衔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的行为，并严正声明：“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的诚意如何，全国舆论的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的血汗金钱购得的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东北军和西北军相应做了军事准备，内战危机又一次笼罩在西北上空。
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8日发表通电，指出：自蒋介石返南以后，“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先生，一面指挥己奉蒋先生命令正在撤退的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企图爆发空前的内战，为日寇效忠。日寇与亲日派的阴谋毒计，凡属国人，己洞若观火。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亡立场，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红色中华》也发表社论，一方面以大量事实揭露“南京政府的亲日派在日本积极策动之下，又在制造大规模的新内战”；另一方面严正警告国民党当局“西北军队与民众武装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计，正积极自卫的布置”。“全国抗日人民军队与抗日红军，为着贯彻抗日主张，为着民族利益计，将不惜以任何牺牲给亲日派所指挥进攻抗日力量的部队施以迎头痛击，彻底肃清抗日途径中的障碍，消除日寇的爪牙”《大声周刊》也连续发表时评，呼吁国民党当局：“以团结御侮为前提，用政治手段来谋和平统一！”“当危急的外患正严重之时，不要再从事内争。”《救国时报》亦载文揭露日本假亲日派的手阴谋制造中国内战局面，呼吁全国人民加强团结粉碎日寇及亲日派的阴谋。《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等也纷纷发表文章，要求杨虎城、于学忠等服从“中央命令”。各地方实力派函电交驰，一方面呼吁国民党当局顾念大局，俯顺民意，以和平方法解决陕甘善后；另一方面呼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政部关于陕甘善后的决定。美、英、苏等国政府也对中国再次发生内战危机表示关注，而日本扶植的伪蒙军则在绥远发动了新的攻势。抗日御侮形势的需要，国内外的和平呼吁，使双方虽对峙却都没有冒然采取行动，蒋介石用军事高压和政治分化手段迫使西安就范，此又恰好东北军发动内哄，蒋介石适时派出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具体商讨解决善后的办法。最终达成协议，使西安事变善后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内和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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