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思念 永远的丰碑【3】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父亲的一生，遭遇过许多波折。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父亲从不气馁，也从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时期所说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能够坚持真理和信念，做到“五不怕”：不怕孤立，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公职，不怕杀头。

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悄然来临。上世纪60 年代初，父亲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并准备把自己的意见向上反映。有同志提醒他这样做会有风险，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后来父亲的意见果然没有被接受，而且他还因此受到了冷落和批判，职位也被架空。但父亲表现得很冷静、很坦然，从不找人诉苦，也从不发牢骚，就是听评弹。母亲告诉我们，那期间父亲曾跟她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还说自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言语间满是自信和淡定。

后来到了“文革”，父亲受到严重冲击，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只记得那时候文件也不往父亲手里送了，会议也都不让父亲参加了。那期间，父亲的话虽然变少了，但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沮丧或者垂头丧气的情绪，倒是我们几个子女有些慌。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当时只有伟华独自在家，造反派没抓到父亲，就把伟华揪住审了一通，随后在家里的地上和墙上到处涂上“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气极了的伟华冲着他们大声喊：“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那次抄家后，伟华被接到了父亲的住处。知道来龙去脉后，父亲哈哈大笑说 ：“没关系，如果造反派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伟华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老人家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他后来对我们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生病，病情恶化，结果病故了。他说，要想得开，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去生那个无谓的气。我们感觉出，父亲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他的那种坚定的信念，真的是任何风浪都打不垮。在“文革”的那种狂热状态下，父亲的镇静与自信也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支撑。

1969年，父亲被迫离开北京下放到江西“蹲点”。第二年，伟兰到江西照顾父亲，感觉老人家精神非常振作。江西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很差，当时按照周总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负责同志把家里唯一一套暖气拆下来给父亲安装上，但由于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一窝老鼠甚至在沙发底下安了家。在那两年半多的时间里，除到化工厂“蹲点”和到附近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外，父亲几乎把剩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父亲对伟兰说，你看我在这儿读书思考，过得非常有意思。他竟然把下放变成了静下心来学习思考的难得机会，似乎还很享受。后来我们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是何等的境界和襟怀呀！

在这期间，父亲除了把思想集中到自己一生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还从理论学习中寻求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办法。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他也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深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深信历史终会作出正确的评价。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事实是硬的，历史是公平的”。

父亲向来谦逊低调，“不居功，不自恃”，是他老人家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从不主张宣传自己，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书籍少之又少，甚至报刊上的报道也很少。比如大家都公认他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但凡是有人描写这段历史，父亲都把自己的事情全部勾掉。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同志并列，不仅把给他定的一级工资标准改为二级，还坚持将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汽车退回。党的八大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父亲始终不同意登他的部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曾经有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陈云出川》的电视剧，刚播出几集，父亲知道了，马上要求电视台停播。中央安排出版《陈云》画册，父亲特别交代说，不能光突出他一个人，因为事情是大家做的，是集体做的。父亲在收到送审书稿后，既不点头，也不退稿，就在书桌里压了好几年。他病重期间，中央有关部门再三上门劝说，他还是一个劲地推脱，直到他去世后画册才正式出版。父亲的一生，总是顾全大局，从不计较名位，对职务的升降变动看得很淡。虽然他很早就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但他在各种场合从来不提这段历史，也不让别人提，以致很多人至今不了解这段历史。“文革”期间，父亲跌入政治深谷，仅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他也是很淡定地看待，没有任何怨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复出工作，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处处维护小平同志的地位。由于其他领导同志兼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中央征求父亲意见，看能不能让兼职的同志在常委里往前排，父亲不假思索就同意了，非常痛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跃之下人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党内少数干部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那段时间，父亲明显流露出对经济犯罪情况比较严重的担忧，他对不良社会风气是非常反感的。有一天，父亲正在看《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对文中批评的不请吃饭办不成事，“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现象非常反感，并用红笔划了出来，还叫伟兰过去看一看，说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 1980年11月，父亲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下定决心坚决不当“老太婆纪委”，要当就当“铁纪委”，要狠抓整顿党风，严打经济犯罪。

父亲对反腐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他深知共产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所以他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的不信任，在他看来，离开了群众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觉得，共产党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他提出抓党风、抓反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在那些日子里，年近八旬的父亲不顾年老体衰，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击经济犯罪上，每天都在思考着这件事。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现在全国严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你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我们感觉得出，父亲当时心里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他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制止恶性经济犯罪行为的蔓延，得罪多少人也在所不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那股凛然之气依然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无私方能无畏，为了党的事业，父亲豁出去了。

父亲在晚年经常书写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我们明白，这是父亲真实心迹的自然流露。父亲的一生，心中只有党和国家的事业，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在党和国家的事业面前，他个人的荣辱、得失、安危实在算不了什么。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经受住逆境、顺境和险境的轮番考验，做到失意时泰然、得意时淡然、临危时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