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力 陈元 陈伟华 陈伟兰 陈方
为人民用权，过百姓生活
父亲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职位自居，也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更不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父亲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2 年，为了回笼货币，市场上开始销售一些高级点心、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母亲给他买了一床高价毛巾被，买完了以后还挺高兴的。可等到第二天报纸就登消息说，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高价产品就此取消，所有产品降为平价产品。我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害她花了冤枉钱。可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的确，父亲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向家人透露，或者作为聊天的谈资给我们讲，从来没有过。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10月份以后，这件事开始从中央向地方逐级传达。当时伟力正在江西照顾父亲，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他走后伟力就一直担心，怕他回不来。伟力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还没回来，她就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父亲回来后，伟力就急着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讲。”这之后伟力又催问了好几次，他说还不可以，因为没到时间。伟力就对他抱怨说，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讲好多事。他说他就是不可以，他不是那样的人。一直到文件规定可以传达的时候，父亲才正式地很严肃地给她讲了关于林彪叛逃的事情。父亲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自己却两袖清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反复跟我们强调要公私分明。1959 年，母亲去杭州陪父亲休养，父亲嘱咐母亲这期间不能拿工资。于是母亲回到北京后，将自己2200 多元的工资如数退还给了单位。1971 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他又对伟力说，“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你来的这段时间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当伟力1972 年回到物理所的时候，也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退还给了单位。
父亲在使用权力方面不搞特殊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坚决反对搞特殊化。自1949 年进京，我们一家人在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处老宅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提出翻修一下，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1976 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父亲办公室的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提出把老房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父亲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后来就给他在办公室用钢管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那个钢框框里，在那个钢架子底下见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之后我们搬进中南海，父亲一看房子这么大，就跟母亲说，咱们还是回北长街住那个小房子吧，唠叨了足足有半年时间。后来大家都劝他，还是在这边比较安全一点儿，他才同意。不过父亲明确提出，房子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就按原样住。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客厅的窗帘太破旧了，就趁他出差的时候换了新的，谁知父亲回来看到后，立即要求把窗帘换回来。此后，直到他去世，房子依然旧貌如昨。父亲外出一是从不坐专列，二是专门对各地领导提出要求：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20 世纪50 年代末，他在郑州参加完会议后，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在的那节车厢里送了两三只鸡。火车到下一站停车加煤加水时，他就让省里领导把那几只鸡收回。为了这个事情，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父亲平时生活异常俭朴。他的外衣一般都比较整洁，但毛裤、毛衣、秋衣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给他换条新毛裤，他都没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他的一件麂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也穿了几十年。他的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从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一直用到去世，用了整整60 年。“文革”期间的一年夏天，陈方跟父亲坐在一起聊天。天气热得很，汗流浃背的父亲让陈方拿一件换的背心来。陈方把父亲换下的旧背心拿到椅背上晾，发现衣服已经破了一两个洞了。陈方说，“爸爸，要不我给您买一件新背心去吧”。父亲摇摇头说，“这个能凑合穿就凑合穿，背心穿在里面也看不出来，不用换新的，最多补补就行了”。
父亲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市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的问题。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做到了这些。每次洗脸他都是先把香皂拿在手里，打开水龙头冲一下马上关掉，打好香皂后再把水龙头打开，把毛巾沾湿擦两下脸。他用的水很少很少，包括刷牙、漱口。他常说，如果不节约用水，将来子孙后代会骂的。几十年来，我们家里的水池旁一直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字条，提醒孩子们增强节水意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工作到深夜。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就同保健医生商量，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父亲听后说，他现在比在延安吃得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身边工作人员只好作罢。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海参这些所谓的高级菜，西红柿炒鸡蛋就算是好菜了。连厨师都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他做菜的技术总提高不了。
我们做子女的，受父亲的熏陶，崇尚朴实，不去追求奢侈，更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在这方面父亲平常对我们多是言传身教，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教，却让我们看到了艰苦朴素的真正含义。
父亲的晚年生活，多半是享受天伦之乐，但他脑中依然常常想着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大事。父亲病重时，陈元陪着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期间谈到国家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父亲躺在床上对那位同志说，你有一个数字说错了，并清清楚楚讲出当年的税收是多少。那位领导同志回去后查了，第二天特别兴奋地跟陈元说，“老人家记得比我们都清楚”。后来父亲病情恶化，发高烧神志不清，嘴里还频频念着小平、先念同志的名字，说小平同志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先念啊这个事咱们商量商量。看着父亲病成这样，脑子还不休息，我们心里觉得特别难受。对他个人身后事的交代，他就说一件事，让我们好好照顾母亲。
1995年4月10日下午2点零4分，父亲终于停止了思考。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为世人留下一部回忆录，但他的思想精神、品格风范，却是令我们受用终身的宝贵财富。父亲在我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景仰一辈子、学习一辈子。如今，我们几个子女也都已过花甲或古稀之年，也许是年龄越大感情越脆弱的缘故吧，有时一想起父亲那爽朗的笑声和谆谆的教诲，泪水总是抑制不住。虽然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们觉得还远远不够。父亲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到了，我们想对父亲说：我们爱您！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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