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与毛泽东【2】

南汉宸持毛泽东亲笔信至榆林处理“摩擦”纠纷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在各抗日战场相继发生“围剿”、攻击和杀害共产党人事件。党内外一些人担心统一战线会破裂。南汉宸将此向中央反映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不应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还指出：“党的任务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防止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摩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了讨汪（精卫） 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的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此后不久，在陕西榆林，反共摩擦分子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贺衷寒授意下，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煽动邓宝珊部的新十一旅与边区部队发生冲突。该部的一个连趁我不备偷袭我们的岗哨，结果被我全部包围缴械。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把南汉宸找去，交给他一封信说：“你带着这封信，到榆林跑一趟，帮助邓宝珊先生调处这些纠纷，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南汉宸和邓宝珊一起共事多年。他们相互了解，毛泽东派他去完成这一任务是最恰当的人选。

毛泽东在信中对邓宝珊镇守榆林抗御北来的日军给予高度评价，又称赞他在国民党一片反共叫嚣中能够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外御其侮的初衷。邓宝珊看后很高兴。南汉宸说：“我来时，毛主席有明确交待：那一连兄弟是受了坏人挑拨离间，一时糊涂才干出这样的傻事，责任不在邓先生。到时，我们可以连人带枪完璧归赵，一个不留，全部送回来。希望仁兄以后从严戒备，免得坏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钻出来无端生事，影响我们的友邻关系。”

邓宝珊说：“这都是愚兄治军不严所致！以后，是万万不准再发生这种败坏军纪的事了。我决定把他们从三边调出来，让他们去驻守河防前线。”

不久，新十一旅那一连人被全部放回。以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邓宝珊坚持“统一则存，分裂则亡”的原则，以团结为重，拒不参与反共摩擦，表现出一个爱国军人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