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与毛泽东【3】

毛泽东：“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南汉宸从榆林回到延安已是4月初。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本来就处于贫瘠之地的各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以后即抗日进入相持阶段之时，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

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财政和经济困难更甚于其他各抗日根据地。1939 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动手开荒、种菜、纺羊毛，收到了很好成效。

一天，南汉宸忽接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

见面后，毛泽东严肃地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说：“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毛泽东对他充满信任，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毛泽东鼓励说：“汉宸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还说：“解决目前困难，不能只看重财政，单纯在财政上打圈子，那样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也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谈话进行了4 个小时。毛泽东把他送到窑洞门外，临别时又叮嘱道：“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就这样，南汉宸在边区政府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从1941年2月起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土地贫瘠，加上十年内战更大伤实力，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南汉宸一到财政厅上任，就来了“三板斧”：

“一板斧”：面对迫在眉睫的“钱”的问题，他果断地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这一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反对，理由是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一发行货币岂不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南汉宸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发行边币的任务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财政的支出，在数量上也是按着地域的需要而发行的，决不会让它引起恐慌和膨胀，这是我们边区今天的金融政策。”南汉宸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支持，边币得以顺利发行。后来事实表明：这一举措对克服边区的严重困难、促进边区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二板斧”：建立和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他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各项税收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的商会领导。这一办法实施以后，方法简便，税收增加，并使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逐渐完善了。

“三板斧”：向农民征收公粮，解决边区粮食问题。党中央为使多年受战争蹂躏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1937 年至1939 年间，只征收8 万石公粮，不足部分是从武汉、西安、洛阳等地购买进来的。随着根据地扩大，非生产人员增加，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成为突出的大问题。怎么办？南汉宸与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粮食局长杨玉亭一同走访了延安、安塞、吴堡、清涧等几个县城，与县里同志一起座谈，对农民手中有多少余粮，还可以拿出多少来支援政府，大体上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提出了向群众征收20 万石公粮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南汉宸立刻组成了一支几百人的征粮工作团，并作了动员报告，把下去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都详细交待一番。他说：最关键的是两句话，一定要反复地讲给群众听：“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

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依靠群众加征粮食，使边区顺利渡过了难关。

为了解决边区的物资短缺问题，南汉宸还采取同胡宗南、阎锡山的部队以物易物等措施，使边区换回急需的物资。

南汉宸在财政厅长任上一干就是5年，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带动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大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渡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战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日本投降后，当大批部队和干部开往各个解放区时，边区财政已有足够的力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经费、军需用品和牲畜等。

毛泽东曾多次当众说过：“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南汉宸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最根本的就是这里边自始至终贯彻着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应’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是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用90%的精力去解决粮食问题，用10%的精力去组织财政收入，我们是很难渡过那道难关的。”南汉宸为毛泽东作财经报告提供材料南汉宸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的职责范围大，任务繁重，涉及财政、粮食、税收、金融、贸易、工业、商业、被服等方面。

同时，他兼任西北局军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需局长，统筹边区军队的军需供给；还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局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陕甘宁晋绥财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共西北局研究各地财经机关统一领导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1942年冬，毛泽东要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有些数据就指定要南汉宸提供。他连续数次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连夜整理后上送。12月9日，南汉宸接到毛泽东的书札：

汉宸同志：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要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夜

南汉宸按照信上要求，立刻收集整理，写成材料上送毛泽东。12 月13 日，毛泽东来信说：“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毛泽东写好信后，又加一段话：“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南汉宸一连几天熬夜加班，集中精力写这些材料。一周后即12 月21 日，通讯员又送来毛泽东20 日夜写的信。信中说：“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信后写道：“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这是毛泽东在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作总结性发言做准备。为了摸清情况和把问题搞得更准确，他找过许多同志谈话，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特别看重南汉宸的意见。从几年的实践中他清楚地看出，南汉宸是个经验丰富、敏于思考、讲究务实、判断准确的人才，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为边区的生存和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他提出的许多建议有胆有识，是有许多过人之处的。

12月2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全体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许多地方都采用了南汉宸所提供的材料。

这一年，边区各条战线认真贯彻高干会议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取得显著成绩。在大生产成果展览会上，毛泽东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朱德总司令题词说：“今年做到了丰衣足食，明年要做到建立丰衣足食的家务！”有一次，毛泽东让康生、高自力、南汉宸、霍维德研究一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救办法，在山东、苏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里是否可以推行实行。研究时，南汉宸、霍维德认为可以，康生则强调地处前线的山东根据地战斗任务频繁，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双方各持己见，争得很激烈，一直吵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面批评了康生观点的片面性。后来他在代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信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毛谱》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 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以后战争形势日益紧张的岁月里，南汉宸坚持以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应”作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一方面积极动员巨大力量来支持战争，一方面又保持必要的力量来发展生产。

为了确保我军在进入反攻阶段所需的数量巨大的人力物力，南汉宸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供应能力进行了反复考察论证，得出结论是：人民的能力只能占其总产量的15%，最多不能超过20%。越过了这个界限，人民就不胜其负担，结果必将影响生产，影响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政治热情。具体说，就是一个士兵的供应，每年大体上需要小米16 石。根据这个水平规划，我们能够供养的士兵与人口之间的比例，只能是1%或1.5%。也就是说，100 个人可以负担一个至一个半士兵的全部供应。当时解放区共有人口1 亿4 千万人，我们保障供应200 万人左右的士兵。

抗战胜利后，南汉宸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 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华北、华东和东北银行总经理，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为了教育和培训干部，为迎接全面大反攻的胜利形势做好准备，南汉宸在西柏坡附近的嘉邮村举办了一个军事展览。在陪同朱总司令参观时，朱总司令指着一发炮弹问：“汉宸，一发炮弹值多少钱？”南汉宸回答说：“像这样的普通炮弹，一发至少要抵一个中农一年的劳动所得。”并一项一项地解剖了组成炮弹的各项成本。朱总司令听了说：“为了我们的战争，农民负担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呀！当然，战争胜利也会为农民带来幸福，带来一些看得见的物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