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与毛泽东【4】

毛泽东与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1947年，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使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解放区之间贸易往来多了起来，成立一个能够统一华北、华东及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机构，成为迫切要求。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白如冰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同时，责成南汉宸负责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将南汉宸拟定“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报告送给尚在陕北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那样，各带各的钞票进北平。”

毛泽东笑道：“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为时尚早了些，同意先行准备，名称就定为‘中国人民银行’。”

董必武接到复电，与南汉宸商量筹备工作，并要他担任筹备处主任。经过一年准备，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 年12 月1 日宣告成立，总行设在石家庄。南汉宸成为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同时，发行自己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华北人民政府贴出第四号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年12 月1 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南汉宸准备了12 种面额的钞票，第一批对外发行的是伍拾元票的人民币。

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毛泽东说，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从1948 年至1954 年，南汉宸在人民银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6 年。他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他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当时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占90%的国家，关注农村、农民一直是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南汉宸多次提出全行80%的机构、60%的干部要为农村银行服务，同时要按照“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金融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在农村建立储蓄所，鼓励农民把猪鬃、鸡蛋、桐油、鸡毛等卖到国外，换取外汇。

第二，他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南汉宸主持、引导下，早在1952 年12 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1949年12月，北平解放初期，投机商人纷纷作乱，物价几次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决定于1950 年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南汉宸说，物价连续几次上涨，在对成立不久的人民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弥补财政赤字，稳定金融物价，发行公债比多发钞票要好一些。因为在全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购买公债虽然也是一种负担，但这种负担比起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是比较少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来说是负担，但终究可以得到本息弥补的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币值和物价情况有所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好处的。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举行第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1950 年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条例》。这次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数量虽然不大，但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开支，稳定金融物价，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美援朝前夕，毛泽东估计开战以后物价可能会发生波动，要南汉宸注意并解决这个问题，要银行配合战争。南汉宸主持银行认真贯彻，积极采取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各机关现金不过夜，各单位不拿现金流通，这对积蓄财力为战争服务起了很大作用。旧中国货币制度极其混乱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于1935 年发行“法币”一开始就贬值，至1948 年又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以1 元金圆券兑换300 万元法币。金圆券发行后币值继续下跌。

1949年7月逃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又决定发行“银圆券”兑换金圆券。由于其发行的纸币几同废纸，金、银、外币等硬通货就在金融市场广为流通，仅银元就有“袁大头”、“孙大头”、龙洋、鹰洋等多种。在统一货币过程中，南汉宸对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采取了坚决、迅速、彻底肃清的方针，严格禁止流通，并规定比价，限期兑换。到1951 年全国币制基本统一，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在中国初步形成。到1952 年3 月经过治理整顿，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如果再用1 万元作为货币单位来计价流通，显然是不合适了。因此，必须简化货币单位，把1万元改为1元。

有人问为何要将票面的金额1 万元改为1元？南汉宸解释：“建国后，我们使用的人民币是在石家庄印刷的，那时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还没有来得及治理，一方面要支援战争，一方面要将旧人员全包下来，因此物价一时无法稳定，票面金额较大。经过治理整顿，统一货币，稳定金融，全国物价已基本得到控制，再用万元作为货币单位来计价流通显然已不适应人民币长期、稳定流通的需要了。至于改万元为元，是经过科学计算的。通过与战前的物价比较，通过与黄金、外汇价值的环比分析，才确定下来这样一个货币单位。恐怕多少年以后，这个货币单位也还是适用的。”

发行新币，设计了12种钞票版面。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定。当时，按照国际惯例，拟在票面上印毛泽东像。毛泽东不同意，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

到1952年，南汉宸开始秘密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一次，南汉宸在中南海开会，当面请示毛泽东：“您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在第二套人民币票子上可以印您的像了吧？”毛泽东说：“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主席还是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决议，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和建筑物的名字，所以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

周恩来对他说：“钞票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接触面最为广泛，人们朝夕都要碰到它，一定马虎不得。”南汉宸按照周恩来指示，又进行论证修改，然后再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准了修整方案，印用毛泽东像的问题仍不同意。

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主持了第一版、第二版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并先后签发了《活期、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关于收兑旧币的通令》《关于统一资金运用与调拨制度》《保本保值定期储蓄统一章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出纳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放款总则》《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利息的指示》《关于全国各区、分行筹设银行学校的指示》《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储蓄存款章程（草案）》等一系列文件，为人民银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2年9月，南汉宸积劳成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54 年10 月，他因病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务。在他离开银行的这年，正是我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时，从这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康生的诬陷和迫害。康生记恨当年在延安时的那场争辩，使他在毛泽东那里挨批丢丑，后又在1942 年高干会上被不点名地批评。康生发表讲话，说南汉宸是坏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对他不断进行残酷围攻和批斗，致使他在1967 年1 月27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终年72 岁。12年后的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延安说“要为南汉宸立碑”。如今，这座丰碑已经立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