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亚楼相识相伴的点滴回忆【5】

病榻上想得最多的还是空军的事业

1964年8月8日，亚楼随李先念副总理赴罗马尼亚访问。出访期间，亚楼突患腹泻、腹胀，但他仍坚持工作。回国后，我见到亚楼不禁大吃一惊，他的面容蜡黄、枯瘦，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催他去医院检查，可他说：“我得先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情况。”这一忙就过去了一周的时间，我既心疼又抱怨：“你要命不要命？”

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等到忙完了这些事，就去医院看看。”

第二天，他依然带病和空军其他领导一起研究打美蒋无人驾驶飞机的方案，又抱病率工作组赴广东前线指导战术。这时，空军首次击落了美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这个战果使亚楼极为兴奋，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抓紧总结经验，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了一份书面报告。9月21日，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亚楼终于动身去协和医院检查，医生惊得目瞪口呆：他的肝，大出平常人四指多，硬得像石头！空军党委知道亚楼的病情后，经研究并报军委批准，亚楼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几天后，毛主席在亚楼报送的报告上批示“: 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再三嘱咐他集中精力休养治疗，并派来身边最好的医生过来为亚楼治病。周总理对亚楼的病情也十分关注，后来我才知道，他曾指示：“暂不要告诉刘亚楼同志和他的家属说他可能患的是肝癌，以减轻其思想压力和痛苦。”

亚楼对自己的病情泰然处之。为了让他摆脱眼前的工作，彻底休息，得到更好的治疗，周总理指示他到上海去治疗。离京前夕，亚楼在空军机关大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他一会儿走进办公室，看看还有什么要处理的急事；一会儿来到指挥所，再看看每天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最后他走到机关门诊部、小学校、幼儿园，这几处也是他时常关心的地方。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门诊部的扩建要抓紧，要保证施工的质量。小学校的教育，不但是为机关干部解决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革命下一代的成长，是百年大计，一定要搞好。在这离别前的晚上，亚楼在院里转到很晚很晚，看了许多，依依不舍，牵肠挂肚。但是，他在离开北京之前、离开家之前，却没有和自己的孩子告别。他是怕孩子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怕他们心里难过，他像平时出差、下部队、开会一样，不露声色地悄悄走了。

亚楼到上海后，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他心里仍惦记着空军建设的大事。他审阅签发机关送来的各种文件，找各方面的领导谈话，了解情况，布置任务。不论身体多么难受，他每天还是坚持听情况汇报。他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更加珍惜宝贵的时间。我劝他安心治疗，少为工作操些心，他却说“: 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拿着干劲不足、没做好工作的介绍信去见马克思。”

病中的亚楼想得最多的是空军部队建设的事，却把对亲人、对子女的思念深埋在心底。在病中，亚楼会见了许多人，但都是谈工作、谈大事，直到生命垂危，他才悄悄地对医护人员说“: 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要见自己的孩子。我看到他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也知道他很想念孩子们，多次向他提出是不是让孩子们来上海看看他，但亚楼都拒绝了。他说“: 我一人生病，已经影响了工作，不能再让孩子们影响学习和工作，也不要让孩子们为我担心。”

我只好请人到家里给孩子们拍了一些照片，洗出来，拿给亚楼看。这年五一节前，亚楼的病情急剧恶化，昏迷多次。中央、军队和地方许多领导同志，亚楼的老战友、老同事都纷纷赶来看望他，向他作最后的告别。趁着亚楼稍清醒的时候，我又一次提出：“五一节快到了，过节放假时间长，是不是让孩子们抽一两天来看看你，不会影响学习。”但亚楼看了看孩子们的照片，还是说算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身边都只有我一个亲人。后来，已大学毕业、正在搞“四清”的大儿子以“四清结束，短暂休假”的名义来到了亚楼身边，而另外几个孩子和其他所有亲属都未能在亚楼离去之前好好看看他，和他说上几句话……

病魔在一天天地吞噬着亚楼的生命，可他在病情日重乃至弥留之际，头脑里挂念的一直是空军的工作。一次，他长时间昏迷过去，经抢救恢复神志后，见姚克佑正在床前，他断断续续地嘱咐说：“条令……要编……出来，我的话……说……对了，往……八宝山……送……一本……”

姚克佑只是连连点头，喉咙里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后来条令教材全部编成印出时，姚克佑悄悄到郊外山坡上烧了一本，以了却亚楼的心愿。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去世时只有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