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做客人民网
主持人：刚才谢老师说编写这部书中，发现父亲是熟悉着陌生，陌生着熟悉，我们特别好奇，熟悉的是哪一些？陌生的又是什么？
谢飞：熟悉当然是，因为在我们跟我们父亲年纪相差比较大，所以在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个非常慈祥的老人，而且文采飞扬，毛笔字写得好，诗也写得好，也就是这样一些印象。但是，当我们在读他的书你会发现，他也是从青年、中年、壮年。像他的第一次婚姻是15岁就成家了，所以，他们有七个孩子，他怎么对待这个家庭。当革命、人生阅历使得他离开家乡，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以后，又成立了新的家庭，他怎么处理这两个家庭，我发现，从信中我都看到，我觉得这是非常理智、人性，非常好的处理了两个家庭的关系。这对我是很陌生的。因为咱们都是生活在一夫一妻《婚姻法》的现代的新中国，我们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父亲是怎么处理的。以前我父亲很少，反正我们印象非常慈祥。我们当时都很小，闹得很厉害，乱打乱嚷嚷，从来没听过他生气，我们打成一团他能一个人在那写文章。
谢飞：实在闹得，他就不要吵，他印象最深就是握着手在脑袋前面比试比试，从来没有真正打骂孩子，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了。但是对他的内心，对他的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对待他所强调的家风，我觉得通读以后很亲切。我在序文里写了一个“读懂父亲”，我对我父亲真正的懂是靠最近这些年读他的信，还有很多日记，还有他写的文章，他的政见，无论在法治建设，无论是青年教育思想各个方面。
主持人：谢老师回想起父亲这种种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们想问一下郑总，刚才谢老师讲到了，在这部书中不仅记载了一种亲情，更是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三联是如何考虑出版这样一本红色家书？
郑勇：主持人都很熟悉，我们三联书店历史很长，今天的三联书店大家都很熟悉，它是学术文化的出版重镇，历史上我们成立以后，特别是30、40年代，三联书店一直有一个红色出版的传统。包括我们历史上著名的最早的一本《资本论》的翻译，还有斯诺的《红旗照耀中国》，以及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一系列的。所以，过去，我们三联书店其实有过红色出版的传统。
到后来，50年代以后，三联有点转向学术文化出版，但是其实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比如其实我们这个家书这一块，也是三联出版了很多类似的家书，当然我分成两大块，一类就是最多的是偏学术文化的，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傅雷家书》，我记得是1981年出版以后，销售了几百万册，几乎是和古代的《曾国藩家书》一样，是最畅销的家书，影响最大的家书。除此之外，还有像巴金的《雪泥集》等等，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此外，其实革命家书，我们也出过，1991年出过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是1990年出的，那本书选了十几位作者，178封信，那本书也是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我们在三联书店、生活书店知道谢老编了这样一本书，包括原件保存这么完整，这么丰富，我们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一个是传统上讲家书抵万金，在当代有一种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从谢老的家书里面，今天的读者，首先我们作为一个编辑，作为第一读者，是能感受到很正面的传递正能量的激励作用的。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出版出来。
主持人：其实这本家书非常珍贵，跨越的时间跨度，以及一百多封家书，在当时那个年代能这么完好地保存到现在，真的也是一个挺奇妙的事情。当时怎么样保存下来，怎么会有这样一种意识呢？
谢飞：我们自己的家书，就是50年代，应该说保存下来还是很容易的。主要就是二三十年代，我父亲是参加过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后来科举就废除了。所以他本身在宁乡当地是很有名的一个文人，所以，到处去题诗，主持一些活动，以后他就开始教书和办报，写的东西很多。他自己很注意保存他的东西，他曾经把他的日记和一些文章，二三十年代让家人存在他的阁楼上面，当然后来由于年代也丢失了一些。所以，他1957年离别30年以后，第一次回到老家，就是宁乡老家，他上楼让大家去找他的东西，就找到了三本日记，一本1919年、1920年、1921年三本，其他都丢了，我父亲很生气，在信里还说，你们这些孩子，你们说你们是读书人，读书人把我的东西都给扔了，甚至说还都当了，引火烧了。就这三本日记里面有非常珍贵的史料，有他在1921年6月在长沙工作的时候6月下旬写的今天下午送叔衡，就是何叔衡；携润之，就是毛泽东，赴上海，印全国，没有写名字，写圈圈圈圈之召，就是共产主义之召。毛主席他们这些人到上海成立共产党，唯一的历史的物证。他是6月二十几号坐船，带着他们两个，就是湖南代表去的。我父亲一直有这个保存的习惯。他到了延安以后，长征中间的东西也都丢了，他日记上也有说。但是，在1937年以后，他的日记和家信很注意保存，而且让秘书经常订成小册子，他的信里和日记里都写了，我写的一些东西，都订了30多个小册子，你们将来可以看，我有时候也有兴趣要翻一翻。首先有这么个观念，我也听我比我还大的一些孙子和孙女说，他们十七八岁在老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接到了延安，我父亲去的信，我的大妈妈就很珍贵，经常看完以后就包起来，好几层纸布包起来，放在一个地方，说有时候拿出来，一层层打开。
谢飞：实际上我生在北方，生在延安，我对南方以前很少知道，就知道老家是湖南，我第一次回去是1983年，我为了排沈从文的《湘女潇潇》，到的长沙要去湘西，路过宁乡，我是第一次去到了父亲的故居，故居还是保存着老房子，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了第一夫人何老太太的信和房子的情况。由于有这么一个传统，所以这些东西被老家的夫人和孩子们保存下来。
这儿有一张何夫人60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延安，已经分别十多年了，后来就说母亲要过60岁，你能回来吗？他说现在我怎么可能回去。写非常大字，小楷写的一个祝寿的诗，里面非常感慨地讲，“41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因为当时他只有15岁，结婚了）。现在我俩的孙男女都已十多岁了，你看时间过得多么快”。而且他说，咱们结婚这么多年，我老在外头，所以，我就讲，如果是个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后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而且他写这个信是1939年9月8日，你的丈夫在一万里外于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隔你的生日还有三个月。他提前三个月写了寄给她。所以你看既有那个时代，在抗战的时候，又有家庭，他们夫妻的命运，又有情感。而且又有我们中国的书法。所以，我看了这些，后来我们跟三联编辑说，这些墨迹和照片一定要放进去。这样图文并茂，读者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很多丰富的内容。
主持人：不仅是内容丰富，其实父亲这个人物也是特别丰富。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生活、工作两不误，都在很细致地去体贴照顾周围每一个人的感受。我们一方面用书信来回顾父亲，另外一方面，在您的印记当中，父亲既然是一个文人墨客，他这么上进好学，有没有要求你们在求学上面会有很严厉的一些尺度呢？
谢飞：这个是一定有的。后半部，第二部分，就是写给我母亲，这是我母亲（图片），我母亲是个文盲，是四方面军的红军，老红军了，我母亲现在还身体很好，已经103岁了。而且她跟我父亲结婚以后，她不识字，后来我父亲就说，我教你。于是在我父亲的教导下，慢慢也能写书信。这个就是50年代，我父亲外出开会，我母亲第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因为里面错别字比较多，我父亲不断地改，哪个字不应该写，哪个字笔划错了，在旁边注上他的意见，也牵涉到孩子的事，当时我有个弟弟叫七七，只有八九岁，还有个妹妹，两岁，我母亲说，谢七七。就是这一句，谢七七有点不听话，总把小龙打得哭。就是总把小妹妹打得哭。我爸爸就在旁边写一个“打小龙不对，责令改正”。
谢飞：我四五岁跟我爸爸，这是他70岁的时候我们给他祝寿（图片）。我们家五男二女，孩子比较多，80岁的时候，这是我已经上电影学院了，我策划让所有的孩子每人写一首贺寿诗，然后我找我一个绘画的同学，把照片、画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的祝寿的画册送给我父亲，我父亲就很高兴，就回了一封信，说看到你们集体贺寿的册子，装饰颇美，尤其值得赞颂的是大的小的都以同样的纸写文章，六个写的诗和词，两个写了诗样的信，说明你们是有组织的，就是表扬我们。但是，你们写诗没有一个写的像样的。后来他就讲旧诗我也不主张你们要学，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学一学。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这一部分，大量是学龄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我父亲大量的书信是教你们学好真本事，里面特别是你们中文要学好，谁的字好一点，谁的字不好，或者谁的文理通。比如你们有的孩子，你小说话写得还不错，怎么长大了就蠢了。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认为你们要把语文写好，不是一般的好，要顶好。就是他认为一个有用的人，要有文化，首先是中文要好，就是文字是你的表达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抓紧一切时间给我们写信，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他写集体的信，给孩子们的信，包括你们怎么学习。当然我哥哥到了哈尔滨读大学，还有一个表姐到了西安读大学，他就抓紧机会马上给他们写信，我还没收到你的信。所以这里面大量的是给我哥哥和表姐的信，说明他觉得用书信来表达自己，进行老一辈对下一辈的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里没有单独给我的信，有时候给大家的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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