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做客人民网
主持人：他怎么样教育大家，教育哥哥姐姐都是从哪些角度来说的？
谢飞：在我们当时，因为大家都在上各种的学校，甚至有的住校，他就经常通过写信，同时，每封给人的信，要求秘书把它打印成很多份，每人要有一份。但是他要有生活方面，包括孩子们，包括你们吃啊、住啊，你们浪费，每个人都要穿皮鞋，他就说，我实际上到了上海、兰州，为了做工作，我才第一次穿皮鞋。解放后才第二双皮鞋。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小，都要皮鞋。
主持人：他说皮鞋这个事的时候，您是多大？
谢飞：十四五岁。
主持人：这种对比感，当时您能体会得到吗？
谢飞：体会不到。所以，他觉得你们是新社会长大，长在蜜罐里。有时候星期天，大家都回到家的时候，我印象里至少有三四次，他召集大家孩子们坐下，他来讲一讲怎么样学习，还让我母亲讲一讲她们家做童养媳，很穷苦的农家，讲当年的生活。
主持人：生活好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来听以前比较苦的时候的日子。大家可以接收到父亲这种良苦用心吗？
谢飞：表面上吧，因为孩子太小，不一定。实际上我们家风，由于父亲总在乎家风，还是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现在在很多人都做了父亲、母亲，我在我父亲日记上，包括1941年、1942年，有一篇日记写，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我哥哥、姐姐，谁谁谁，几月几号几点生，像我是1942年8月14号上午10点生，原因就是我是早产，突然要生，送我母亲到延安中央医院没送到，我就生在河边了，所以我小名叫延河，他日记上都把孩子的生辰记下。他是个教育家。比如我这里收了一封，其实是写给另外一个叫张熟实（同音），这个老人的夫人叫吴军（同音），是我弟弟的干妈。因为我们家孩子多，周围有些朋友没孩子的，他就认了。他给他写封信，我这个弟弟七七只有五岁多，因为向干妈讲讲你这个干儿子的情况。他说，七七看来比丁丁、漂漂要灵活些，见什么能学什么，他每天的工作是我要上班他要送到车上，敬个礼握回手，下班，一听到车响，赶忙去站岗，敬礼，还带枪敬军礼，戴帽行手礼，不戴帽鞠躬，一点也不错。他说前大门外进来又跑到里门外进，就像钦差接官一样。他说有一天我回来，七七说，出个谜给你猜，“戴帽子睡觉，脱掉帽子走路”。他说我就猜不出来。七七说，毛笔啊。我说怎么是毛笔呢？你看毛笔插上帽子不是睡觉了吗？抽出来不是走路了吗？我觉得这封信好玩极了，说明父亲对孩子的爱，他观察，观察这个孩子非常多的童趣的东西。哪点是聪明的，哪点是不聪明的。大量的，我真是发现，这个书信里有，日记里大量的。
主持人：这么一说，我们更好奇了，谢老对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做了这么大量的工作，同时生活中还能这样去兼顾做父亲的角色，又这么细致入微。
谢飞：实际上虽然他工作很忙，年纪差大。但是从小对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吃住都是看在眼里的，优点、缺点，特别到我们工作。其实像我们，我是从初中、高中开始就喜欢戏剧和电影，后来自己就报了电影学院考试。
主持人：当时父亲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飞：当时我印象没有跟他说。后来电影学院还挺慎重，还把我叫去，说你考这个，你爹知道吗？因为我们家里他不会干涉，他对我们孩子，比较多，自己愿意考上什么学校就考。我父亲不会干涉我，他会同意的。我父亲明确的就是说，你们要学好基本的文化，同时要做一个有本事的人。所以他在40年代给我们写过一个词里面就说，居新社会，学新本领。我们不盼着孩子将来子束腰，不怕你做官，居新社会，学新本领，重视庸才亦可雕，就是孩子将来有比较傻比较笨的，也是应该有作为的人。所以，我们家七个孩子，到现在我自己想一想，还真是没有当官、从政的，没有去当官的，每人学了什么专业就好好做自己的专业，也没有下海去做买卖的。这些是不是家风，父亲的家教家风产生的效果，也包括比如像我个人是个导演，但是，我不抽烟，不喝酒。我们兄弟姐妹，也不抽烟，不喝酒。因为父母就不抽烟，不喝酒。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家长，一定要想到，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教育，对你的孩子是一定会有影响。所以家风是一个社会组成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出本家书，原来这是家里私人的事，我们家里人又多，别人读得懂吗？但是它的内容，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跟编辑也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图文并茂，一个是把它分章节，注释注得清楚一些，使得读者读起来不要有很多障碍，能尽快地理解这个家书传达出的最有意义的内容。
主持人：我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细节，是致孩子们的，1957年，说亲爱的孩子们，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应该很好地爱护书本、图画、报纸和杂志，假如谁不爱护，就要批评他，帮他改正。特别细节的话语，连爱护书本这样的话都要在信中去非常着重地强调出来，这又体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意境？
谢飞：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他又教过中学，教过很长时间，他在湖南云山学校大概有十年的教书，也在那个时期他接触了进步思想。所以，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是很注意这个孩子的。通过书本，通过文化学习。我们当时因为在家里是个大家庭，父亲要订很多杂志，也送很多杂志和报刊，所以他就要求秘书把它弄一个图书库。发现孩子们乱闹。最受欢迎的是《大众电影》，我印象还有一段旅行家，我也是特别喜欢。当然还有我父亲经常写文章，登的就是《中国青年》和《新观察》杂志。这些杂志，我们也都很爱看。但是就容易撕破甚至乱扔。
谢飞：同时我下面给你们讲讲故事，讲司马光，就是打破水缸救落水小孩的人，说他是怎么爱惜书籍。而且讲他自己小时候的书，曾经往抽屉里乱塞，被他父亲骂了以后注意了，而且他读的书都是他父亲读过的，过去的书都是传下来的，没有说现在人手一本。
谢飞：他星期天把孩子们请了一个小楷专家教大家写毛笔字，完了以后他发现你们弄得乱七八糟，写了一个信挂上去，就是说你们写完信以后，毛笔要用清水洗，洗完插到笔帽里，不洗，这个毛笔就坏了，就是这么细的事他都要写出来，贴到墙上。
谢飞：原因，一个是我们年纪相差特别大，一个是孩子多，大大小小的孩子，经常十几个在家里，他觉得用书信的方式，文字的方式特别实在。
主持人：放在那，让你抬眼就看到。在整个书中有没有给谢老师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和最深的一封信呢？
谢飞：最深的挺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父亲除了用文字，特别还用诗词。因为他是个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他基本日记上两三天内都会有写见景生情，去个什么地方，遇个什么事，很多诗。所以，里面比如说，我后来读有一封1946年，就是他在老家的，我的姐姐里面，三个姐姐，有一个眼瞎了，后来医治，盲人，他经常写信关心她。再有一个是她离开十年以后，1945年，嫁到了四川，去世。所以，这封信就是他写给他夫人的，就是写了一首词叫“哭爱英”，那个姐姐叫爱英，里面就讲“如正年轻我发白”，说你还很年轻，她走的时候，大概只有10岁，现在29岁去世了。七年尽卜老翁带（ ？？），就是我是一个老头了，塞北有父别太久，我在塞北，天南有母愁欲绝，母亲在湖南。巴山雨，渭桥云、兖州月，写了一首非常诗意的那种悼念。他前面还有诗，19年前貌恍惚，我离开的时候你只有那么点，我都记不太准了，但是现在别了19年。我觉得像他，除了用文字，他用诗词表达他的情感，所以，这是老一辈文人，我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抒情、表意，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他有大量的诗词。一直到他1963年中风以后，他就不能写字了，当然他慢慢恢复以后，他就用左手写。我最后收的一封，1963年9月给我母亲写的，他用圆珠笔写的，这是用左手写的。里面劝我母亲，华龄过五十，爱身宜皆劳。事可分头管，必须则要操。一步看几步，今朝想门招。多言言方诗，少吃吃不消（？？）。写的五言句，让我妈妈注意怎么工作，怎么结劳，保护身体。诗词是我父亲的一个精神世界，是他的抒发情感、表达爱憎，表达他心事的很重要的东西。大家读这个诗词，你可以看一些老一代的文人又参加了革命，这样老一代革命家，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很丰富的。因为我是搞电影创作的，我知道任何一个作品需要发挥想象，按照艺术形式的手段，你要去做艺术构思。我父亲简直天天在做艺术创作，他要潜词造句，要对仗，又要表达思想，又要表达情感。因为艺术创作，做好了你会有乐趣，我觉得他们是很幸福的，和诗词的手段。这些是我读了印象挺深的东西。
主持人：通过诗词这些书信，把活灵活现生活中的父亲为我们还原在眼前了。我们的读者看到这本书他们的反响又是怎样的？
郑勇：我们这本书出版以后，读者还是蛮欢迎的，包括我们这次去上海书展，还有一些在北京做的活动，反响还是蛮热烈，反馈也是蛮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系列，原来我们规划要做一个系列，《谢觉哉家书》是第一本，开了个好头，我们本来规划了，我们还要继续做一个延安五老家书，我们要把这个系列都做起来。
主持人：这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吗？
郑勇：对。我后来想我小时候的读书，我那时候，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读了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除了家书以外，还有诗词，诗词读得很多，朱德、陈毅，也包括谢老、徐老的诗词。现在也正在做，还有吴玉章吴老，徐特立徐老。
主持人：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财富。尤其是在当今，我们年轻的父母，还有一些为父有一段时间的父母，他们都在探求一种好的教育观念、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可能是很好的一种启迪。
谢飞：纸质书，网络出现以后，好象比以前差一点。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网络传播和销售的书比以前，比书店又更大。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在当当网、京东网上销售得非常好。而且很多人就不用专门跑到书店，现在专门到书店买书的人终究是少数。网上太快，我有很多朋友、同学，他们都是通过网上，一订，第二天就送到了，或者几天就送到了。我个人觉得，虽然书信或者纸质书在网络时代以后要有所萎缩，但是，它本身的价值在那里。而且通过网络的方式，大家应该看一看，特别是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五六十年代长大，都知道谢觉哉，因为当年他的青年思想文章很受欢迎，但是，实际上年轻一代，你们也应该读读这样的书，因为完了以后，你想想你对你的父母是不是了解，你读懂过你的父母没有，就和过去中央台做了一个《客从何来》的杂志，易中天、陈冲，他们都不知道，很多老人的事情都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中华民族，只有一代一代人把过去的祖辈的事情都了解，传承下来，我们民族才会丰富，才会长远下去。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大概还要继续做。我们9月份，中旬要去湖南，去老家做一个书的分享会，还会到各个地方去。
主持人：说得特别好，我们真的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尤其是像这样的书，它的装帧非常考究，刚才谢老师也说，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可以代替纸质书，但是我觉得爱书之人，可能这一方面是永远无法替代。这个书拿在手上，这种厚重的份量感是没有办法用科技的手段来取代的。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一直在说父亲，刚才也提到了母亲的身体其实现在还很健康。跟我们谈谈母亲现在怎么样。
谢飞：母亲1913年出生，但是她是个穷苦家庭，她说她母亲告诉她是皇帝倒崩那一年生的，是大年三十。我们算来算去，解放以后，她的户口定的是1913年2月，现在她已经进入103岁了。身体非常好，而且我最近三年来，搬到我母亲那儿去住，就是陪伴。母亲一切生活都能自理，而且她还愿意打麻将，增加她的活动。夏天她到北戴河去，可以吹海风，每天推着轮椅让她看海边，非常喜欢。她自己是个很能干的人，尤其到了文革后，她整理了我父亲的所有的书籍。同时，也创建了长城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所以，我经常讲，文革后30年，我母亲不光是个百岁红军，是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她90多岁以前，她非常能干，跑遍了各个地方，包括保护长城，也包括教育下一代，到那些劳教所去看孩子们，当然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就是80年代初期，她多次回兰州，到甘肃去探访西路军失散的那些老红军，最后把情况写了报告，终于对西路军的老红军，中央给了政策，就是老红军待遇。反正她做了很多这种事，大家经常说，王定国这么健康，这么长寿，就是一辈子做得好事太多了。所以我编了这本书，因为这里面也讲到，因为我在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在文革前，我就不太知道湖南老家里的夫人的情况，叫什么，因为父母也不跟我们说这些事。当我知道以后，我慢慢也知道了，原来后来到了60年代，我父亲老家的最小的儿子，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所以在北京部队里工作，就把何老太太接到北京了，接到北京的时候，我父亲每年都去看她一两次，老太太也到过我们家，有的人听到，何老太太来了，见到我母亲说过，王定国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很好。说之后经常还送一些生活费，当然后来1967年，何老太太去世，我母亲亲自过去帮助办理后事什么的。所以人性非常友好地处理了这两个家庭、两个夫人的事情。但是他本人从来不跟我们讲这些事。我是到编这个书慢慢才知道。这些书编写草稿、书稿都给我母亲看，她也都很高兴。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常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教育是一个家庭最核心的问题。我想，七旬的谢飞老师坐在我们面前儒雅淡定地讲述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谢觉哉家书》这其中的份量，这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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