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玮（北京）
2015年6月2日上午，北京八宝山大礼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的夫人张洁清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有关单位、首都各界和众多革命后代来到告别活动现场，送别张洁清最后一程，并深切慰问张洁清的家人和亲属。
张洁清，1912年出生于河北霸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1936年入党。1939年和彭真结婚。解放后，曾任彭真秘书、彭真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顾问。彭真去世后，张洁清的家里一直保持着丈夫生前时的样子，在张洁清看来，丈夫仿佛依然在自己身边：家里到处可见张洁清和彭真大大小小的合影照片，她床头的挂历一直停在彭真去世的那一天，跟随彭真多年的老式双铃马蹄表的指针也永远定在了1997年4月26日23时40分那个悲痛的时刻……如今，张洁清也走了，她到另一个世界与彭真相约相伴去了……
眼中丈夫那求真务实的一面
自从彭真逝世后，张洁清每天早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拭身边那印有丈夫画像的瓷盘。默默地与丈夫互相凝视，便是他们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在老人的精心保管下，彭真生前的卧室依然保持原样，房间里的陈设十分简单而普通，他生前坐过的轮椅，仍旧摆放在窗前；铺着绿色绒布的方桌上，仍旧堆放着他生前阅读的书籍和批阅的文件……从房间的布置可以看出，彭真生前在生活上极其俭朴，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形成的艰苦工作的作风，而他在工作上的勤奋更是有口皆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文化大革命”前，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经常在中南海的灯光下伏案工作到天明。那时，张洁清难免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可彭真曾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过：“我这个人命苦，一辈子脑子闲不下来”，“解放前与敌人斗争，不动脑筋，想不周到，就出问题；解放以后，又为党中央当‘秘书’，给毛主席当‘秘书’，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得早一些、周到一点”。
作为彭真的人生伴侣，张洁清深知注重实践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工作作风。她也知道，丈夫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什么讲话稿啦，报告稿啦，文电草稿啦，他都是自己亲自写，可以说是事必躬亲。他说：念人家写的稿子算谁的意见啊？”
1984年6月，党的63岁生日即将到来前，张洁清和彭真商议要如何迎接这个重要的日子。时年82岁的彭真向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几十年的老伴提出，“到天津去，和我当年一些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工人、老战友们促膝谈心，听听他们对国内外一些问题的看法，征求一下他们对党和国家一些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如果能听到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些批评意见那就更好”。天津也是张洁清解放前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她坚决支持丈夫的想法。就这样，彭真在天津走访老同志、探望工人群众、视察企业，在实践调研中迎接党的生日。
彭真一生进过两次监狱，在国民党的监狱坐了6年半，“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9年的监狱。张洁清说，如果平均算一下，彭真95年的人生，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度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彭真是第一批被打倒的，也是最后一批回到北京的。据不完全统计，关于他的批斗会开了200多场，居于百官之首。
面对冤屈，彭真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在狱中他一直坚定地为出狱做着准备。张洁清后来从彭真那得知，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他在监狱里每天不是大声念英文毛主席语录，就是大声唱京戏；为了保持体力，他就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更可贵的是，狱中的彭真静心研读马列书籍、毛主席著作，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缜密的思考。
在狱中，没有笔，彭真就把牙粉纸袋或画报撕成整齐的细细的小条，用悄悄留下的米饭嚼烂当糨糊，把小条粘在书中作重点标记。后来，当张洁清看到那30多本粘着纸条、凝聚了丈夫无数心血的书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7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拼命地工作，想要抢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的宝贵时间！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
在他刚刚恢复工作的那3个月，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彻夜不眠，就在那段时间里，彭真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1980年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张洁清知道，这些成果都是彭真在漫长的9年监狱中“仔细研究过的”。她一直难以忘记丈夫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法律首先要保护人民！”
“小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真出任北京市市长，张洁清先在北京市委负责机要工作。后来，考虑到北京刚解放，一切秩序还未正常，好多情况还很复杂，张洁清选择做了彭真的专职政治秘书，后任彭真办公室副主任。1964年，张洁清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只任了一届，她就退出了中国公开的政治生活，默默地生活在彭真身后。为了全力支持自己，妻子只能选择湮没自己的才华，令彭真一直都感到惋惜。他曾对子女说，你们的妈妈是个有能力的人，是我耽误了她。
1912年，张洁清出生在河北霸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10个兄弟姐妹里她排行老二。本来，作为地主家的小姐与革命是无缘的。但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张家不仅出了极力反对新思想的二叔张璧，也出了中共早期党员、全身投入革命的姑姑张秀岩。张秀岩是李大钊的学生，在大革命时就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后来，张洁清兄妹都受姑姑的影响参加了革命。
少年时期，张洁清从姑姑那儿得到最初的革命启蒙。那时，每到晚上，张洁清便和弟弟妹妹们围坐在家里的洋铁炉旁边听姑姑讲故事。在姑姑的讲述中，张洁清了解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姑姑的指挥下，孩子们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跟着姑姑学唱国际歌。
在上中学后，张洁清便在姑姑指导下，开始参加传递情报文件、和秘密党员联络等工作。深夜，张洁清还和兄弟姐妹们悄悄地将一些革命标语贴到大街小巷。有时候，张洁清坐火车来往于京津传递情报。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机灵的她会想些办法来应对搜查，如把一些华丽的衣物放在箱子上层，转移搜查者的注意力。
18岁那年，张洁清考取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在那里，她参加了“左联”影响下的一个剧社——新兴剧社，剧社的导演是当时还在国立剧专上学的学生崔嵬。剧社每次排出新剧目，都要到清华、燕京等学校去演出。另外，他们还在学校成立了青年读书会，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阅读和宣传进步书籍和刊物，并进行学习讨论。张洁清在这些活动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并逐步成长了起来。
1933年5月的一天，张洁清和几个同学在女师大的一间宿舍里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利用演出来宣传抗日救国。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随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学生宿舍包围，张洁清和正在开会的同学全部被捕，并被关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与张洁清关在一起的，还有帅孟奇、何宝珍、夏子胥等女共产党员。在那些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大姐那里，张洁清学到不少对敌斗争的办法。后来，张洁清通过好友的父亲——当时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关系才得以出狱。
此前，在北平益文学校教书的姑姑张秀岩因宣传革命受到通缉，已经离开北平到天津，担任天津妇委书记，姑父李铁夫也是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人。因此，出狱的张洁清，先到天津避风一段时间后，才又回到学校读书。1934年大学毕业后，张洁清到了天津，住在姑姑张秀岩家，与姑姑一样，用教书做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这一时期，张洁清经常来往于天津和北平之间，为党传送情报及宣传品。同时，她还参加了北平和天津等地妇救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联系学生中的党员和“民先”队员，还经常到工厂做女工的宣传工作，给女工夜校讲课。此外，她还通过社会关系，邀请进步的话剧团在中国大戏院演话剧，进行募捐以支援抗日；积极参与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在创造新世界的战斗中，勇敢而机智的张洁清迅速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36年经姚依林介绍，张洁清入了党，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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