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华 何明圆
1949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与司令员贺龙等人一起，率领兵团沿秦岭北麓分左、中、右3路，昼夜兼程，向敌人的大巴山防线进军。12月14日，解放军的两个团以破竹之势解放了川北重镇广元，古老的广元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12月16日，胡耀邦等到达广元，住上河街赵朗如公寓。傍晚，胡耀邦等在大西门外周家院接见了广元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成员。在听取了汇报后，胡耀邦指示将“广元临时治安委员会”改称“广元县支前委员会”，并叮嘱支前委副主任马凤岐给旺苍知名人士李克明写信，要求其转告国民党旺苍县长向伯矩，要他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等待接管。旺苍地方当局见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放。
1950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成为川北党政军一把手，从此，他便与广元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川北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等4个行署专区，而剑阁专区区委、行署则设在广元，胡耀邦曾在军分区政治部即广元将军桥南约300米的一幢青瓦小楼里办公。在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动情地说：“今后要把咱们的嘉陵江建设得像伏尔加河那么美丽，让轮船从重庆直接开到广元来。”
“呜，呜！”2014年12 月 27 日上午11时许，伴随着浑厚的汽笛声，长 66 米、宽10.09米的首艘“广元造”千吨级集散两用轮船“腾胜贰号”，平稳驶离红岩港口，标志着胡耀邦64年前的预言已经实现。然青山尤在，斯人已去。
“独秀红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在2015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之前，笔者辗转广元、绵阳、成都等地，查阅了大量史料，先后采访了6位广元人或他们的后代，听他们讲述了当年与胡耀邦那段鲜为人知而又非同寻常的交往……
与回民领袖肝胆相照
“别来卅载会难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虚度年华今又老，愧无一善报君知。”
“这是我1982年写给胡耀邦信中的一首诗，不知他收到没有。”原川北30多个县的回民领袖、四川省伊斯兰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委员余子云，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08年2月2日，余子云出生于广元县下河街一个回族家庭，伊斯兰教经名“达吾法”，1930年毕业于广元中学师范班。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23岁的余子云凭着一腔热血，在广元组织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自任队长，并率队到成都请求出川抗日，后被强令解散。旋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五团任少校书记。1935年任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抚边知事，翌年任广元县财务委员、军运代办所所长、粮秣处长、参议员，被公推为回教救国协会广元支会总干事。1945年，余子云创办了广元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清真小学并出任校长，学校后更名为广元县伊斯兰完全小学。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思想进步的余子云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下半年，胡耀邦派人与余子云取得联系，并给他布置了5项任务：保护地方档案；保护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保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保护仓库；保护银行。余子云按照胡耀邦的指示暗中做了部署。
不久，第十八兵团先遣团马团长秘密潜入广元，对余子云说：“余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到，请先生想法为大军筹集粮草，广元、昭化、旺苍等后方的事还请先生多费心。”余子云一口答应下来。
由于县城无大量存粮可供，余子云连夜派人到元坝、大石等地鸣锣通知，要各保各甲各出二担粮食，连夜送往广元县衙。余子云一面派人给解放军送粮，一面辗转各地继续筹粮，并源源不断送到广元，保证了解放大军的供给。
解放以后，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余子云将伊斯兰完全小学捐给人民政府，更名为广元民族小学（现嘉陵小学）。
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亲笔签发了任命余子云为川北行署委员的任命书，当时的《川北日报》也刊发了这一消息。余子云事后得知，他的这一任职是由胡耀邦亲自向毛泽东推荐的。
当时，余子云既高兴又有疑虑，因为他在川北行署人地生疏，不知道自己能否与那里的领导相处融洽。
在南充，各级领导尤其是胡耀邦，十分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正直无私、襟怀坦荡，特别是对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相待，使余子云感到十分温暖，消除了心中的疑虑。
1950年6月23日，川北各界代表大会召开，许多委员踊跃发言，而余子云因为有思想顾虑，直到大会结束那天仍一言不发。细心的胡耀邦发现这一情况后，在会间休息时来到余子云面前，说：“你是川北几十个县的回民代表，不讲话不好嘛！谈谈回民对党的民族政策有何意见和要求吧？”余子云受到鼓舞和激励，于是走向讲台，把他到行署几天来的亲身感受及疑虑毫无忌讳地讲了出来。
“余先生的讲话，明天就见报。”胡耀邦握着余子云的手说，“余先生，你讲得好，我们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是要推心置腹，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有话隐在心里，彼此猜疑，怎么能共事呢？”听了胡耀邦这番话，余子云既惭愧，又激动，把胡耀邦的手握得更紧：“胡主任，共产党把我当真朋友，我就大胆干！”会后，胡耀邦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当喊到最后一句：“我们要为川北人民做好事做到底，我们要为建设新川北而奋斗”时，余子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川北日报》果然登出了余子云发言的文章。
在清匪反霸、土改的日子里，按照胡耀邦的安排，余子云一直在广元忙着硝磺厂里的事。一天，他突然接到从南充发来的急电：立即赶回南充。余子云急忙丢下工作连夜赶到南充。
一见着余子云，胡耀邦劈头就问：“你的土地是如何解决的？”
“我没有一片土地。”余子云回答。
胡耀邦疑惑不解地说：“那你一家二十多口人的吃饭、生活从哪里来？”
“靠父亲行医，买粮吃饭呀！”余子云据实回答。
“这次反霸，群众给你提了什么意见？”胡耀邦又问。
“没有。”
“你是地方上的当权派、川北几县的舵把子、袍哥大爷，当过县长，二十几岁就在国民党军队任少校秘书，群众哪能没意见？”
“这两个月来，天天都在开群众大会，诉苦伸冤，没有听说有人给我提意见呐！”余子云一头雾水，不明白胡耀邦到底要说什么。
胡耀邦点燃一支香烟，叮嘱道：“好，那我放心了，你回去吧，就在行署，哪里都不要去，地方上的工作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
从胡耀邦办公室出来后，余子云对川北行署任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川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裴昌会讲了见到胡耀邦的情况，纳闷地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就是问问我家里的土地……”
裴昌会打断余子云的话，说：“你太糊涂了，这么大的运动，哪个行署委员还敢呆在地方家里呢？如果你出了事，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么办！胡主任要我急电让你来南充，就是让你免受群众冲击，你还不知道呢！”听裴昌会这么一说，余子云才恍然大悟，深感胡耀邦的用心良苦，心里十分感动。
原来，当时一些人对过去的军阀、起义投诚人员不满，认为这些人昨天还拿枪打共产党，今天又成了民主人士，当了共产党的座上客。尤其是在清匪反霸中，各地农民对一些过去有民愤的民主人士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政府逮捕法办。巴中、江油、平武、达县的一批农民代表甚至到行署要人，胡耀邦一面派人到各县做说服工作，一面通知当地政府对民主人士加以保护。胡耀邦担心余子云在广元受到当地农民冲击，故托裴昌会急电将其召回南充保护起来。不仅如此，不少民主人士包括其家属都被胡耀邦接到了行署，并做了妥善的安排。
最让余子云难忘的是1952年的一件事，那年春旱，川北各地受灾严重，不少农民以红苕叶充饥度日。在一次例会上，胡耀邦说：“眼下春旱严重，共产党不准饿死一个人，前几天我已派人到农村查看灾情，发放钱粮，救济工作已在进行。我担心的是接着夏旱，到那时我愿带头到农村抗旱，大家愿不愿意跟我去？”
“愿意！”大家一致表态拥护。
胡耀邦提高了声音说：“从今天起，我带头将小灶伙食改为大灶伙食，同人民共度难关，不知各位先生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大家一致同意。
第二天，川北行署包括胡耀邦在内的高级干部以及民主人士都开始吃大锅伙食了。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东、川西行署均被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余子云调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委员，胡耀邦亲自给余子云写了鉴定：“余子云解放前与十八兵团有联系，筹集粮食支援部队，解放后为政府办厂有功……”
“文化大革命”中，余子云被红卫兵抄了家，扫地出门，毛泽东亲笔签发的委任书，胡耀邦亲笔写的鉴定以及他和胡耀邦的合影照片，《四川省伊斯兰教史》手稿均被作为“罪证”抄走，从此没有了下落。
1982年夏天，余子云赴京参加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会议，打算把朱德送给其老师刘寿川的一根拐棍（因余子云与刘寿川曾在川北行署共过事，又一同住成都的一个宅院，相处甚密，故刘寿川转送给了他）亲手转送给胡耀邦。
到京后，恰逢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余子云觉得胡耀邦日理万机，不便前去打扰，于是提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问候信：“胡书记您好，川北匆匆一别，相见亦难，迄今已30余年矣，昔日承蒙您的关心，子云得以在川北行署立足，您对民主人士以诚相待，改变了我的人生，坚定了我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子云当终生铭记。惭愧的是吾年过七旬尚无建树，大恩何以为报？本想登门面会，再次聆听您的教诲，又恐打扰您，故致书短叙且赋诗一首：别来卅载会难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虚度年华今又老，愧无一善报君知。”
信写好了后，余子云委托大会秘书处转交给胡耀邦。也就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余子云先后入选《中国回族大辞典》《世界宗教人物辞典》，2002年9月病逝于成都，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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