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云
为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吴印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作为一个仅仅4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用他一生最钟爱的相机拍摄下大会的盛况，也拍摄下中共领袖们抗战胜利在即的喜悦之情。
在战争年代情况瞬息变化，同年11月9日，延安电影团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宣布电影团被编为“挺进东北干部支队二大队二中队，吴印咸任大队委员兼二中队队长。吴印咸此时的任务是带领电影团开赴东北，执行接收伪“满映”电影机构的任务。“满映”即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简称，创建于1937年，到1945年已发展到近千人。随着日寇的投降，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时机迅速接管“满映”。这是吴印咸人生史上的又一次转折。东挺干部支队出发离开延安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送行，他那关切的目光中寄予着殷切的希望。
千里赴东北，这是一次“关山度若飞”的军事化行动。1945年10月1日，中共党组织决定，已被接收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改名为东北电影公司，第二年5月13日迁往合江省（1945年11月成立，1949年4月撤销，省会驻佳木斯）兴山市，10月1日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48年10月11日迁回长春，1955年再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吴印咸刚到东北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部部长，1946年升任副厂长。
东北电影制片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1949年年初，厂长袁牧之调任中央电影局局长，由吴印咸接任厂长一职。他接任厂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桥》的拍摄任务，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摄影师。《桥》是一部第一次以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内容的影片，它的成功放映，又被誉为“人民影坛上的一声春雷”。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声中，著名电影评论家陈荒煤评价说：“从《桥》开始，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在银幕上出现了。” 1950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在看过影片《桥》后，热情地与摄制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最后他握住吴印咸的手，兴奋地说：“谢谢你们，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电影了。”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在发展，新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也在发展。1956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同年9月1日，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并宣布国务院的任命，吴印咸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与关怀，并且他又是那般的关怀备至，细致入微。1956年6月，中国电影界的权威刊物《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办，周恩来总理每每都是从头至尾认真阅读刊物，并提出一个建议：“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正是按照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大众电影》杂志社从1961年开始首办电影百花奖，以此项活动促进电影事业的快速发展。翌年5月22日，《大众电影》编辑部在首都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第一届百花奖颁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晚会，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亲自到会，并与获奖者亲切交谈，尽情联欢。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由凌子风执导、崔巍主演与吴印咸拍摄的国产故事片《红旗谱》荣获最佳摄影奖，吴印咸也因之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赞扬。那次与周总理一起的联欢活动，令已年过花甲的吴印咸终身难以忘怀。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出人意料的政治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周恩来总理人生最繁忙最忧心忡忡的10年，也是吴印咸潜心于摄影理论研究的10年。1970年，吴印咸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他与周恩来总理的距离愈来愈近了，感情愈来愈深了，但他们在一起促膝谈心的机会却愈来愈少了，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这期间，吴印咸曾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与安排下，率领中国摄影代表团到日本进行过友好访问，也曾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出色地完成一项项文化艺术工作任务。
1973年，陕西省有关部门准备编一套反映西安、延安两地山川风貌的导游图册，于是他们想到了摄影大师吴印咸。可谓老当益壮，73岁的吴印咸欣然应邀，承担了此项工作。当导游图册编好之时，恰巧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客人莅临西安，图册上那新颖的设计与精湛的艺术，令周总理与客人赞叹不已。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牵起了周总理一幕幕峥嵘的往事，同时也漾起了他深切的留连之情。
1976年年初，正是冰封寒凝的日子，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最悲痛的“一月哀思”之中。当载运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经长安街西去八宝山的那天，76岁的吴印咸拄杖翘首在大街哀悼的人群里，默默地为日理万机的好总理送行。此时，他不禁又想起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下，创建延安电影团的那一段艰难的风雨历程。
推荐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