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平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琚：“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典型的迫害领导干部的案件，该案所牵涉的当事人多数是群众，也有少数基层干部。习仲勋同志为这个案子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我也见证了他和该案当事人的七次谈话过程（谈话共有十次，其中有些因为有些事情紧急就深更半夜将我们找到家中谈的）。可以说，从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看得出习仲勋同志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无论当事人还是我们工作人员，对此都是非常感动和敬佩的。
“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是个历时已久，牵涉人数众多，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了中国政治层面的全面混乱和经济方面的无序和崩溃，当时，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深恶痛绝。人民群众需要重整社会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原广州市第17中学的陈一阳、王希哲和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以及广东广播电台的郭鸿志、李秀芳等几位干部群众，在广州市北京路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份大字报长达2.6万字，一共用了67张白报纸。霎时间就让广州市北京路的大字报专栏成为焦点。
简要归结起来，大字报明确而尖锐地指出中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并明确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要求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阶层。
三、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监督的权利。
四、制定条例严禁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专政”。
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份大字报文笔流畅，所论述问题之系统性、全面性、逻辑性都非常强，而且也非常尖锐地针砭时弊，抓住要害，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所以，大字报在广州街头贴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群众中反响非常热烈，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大量群众聚集观看。很快，大字报就流传到了全国各地，所激起的反响也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江青知道后，立即反扑，称这份大字报是“解放以来最反动的文章”。在她的压力下，广东省委开始组织调查。
这个案件之所以后来被称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就是因为几位作者中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把自己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在大字报上署名“李一哲”。当时广东省委班子把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这样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它“挑战了毛主席的权威”，并且在全省发动了百万人规模的批判。
1975年，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按说对“李一哲案”应该有个正确的结论，但该案却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1977年12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广东省给“李一哲案”的几位当事人扣上了“‘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帽子，公开将其定性升级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投进监狱。郭鸿志、李秀芳等一批与“李一哲案件”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在其后皆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连续两届省委，先后将“李一哲案件”定为“反动大字报”和“反革命大字报”，性质一个比一个严重。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如果想给“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就要否定之前两届省委领导的决定，而前任的两位主要领导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平反案件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习仲勋同志在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上，值得我们学习的有“果断”和“耐心”两个方面。“果断”的一方面是，习仲勋同志在该案的平反尚未取得进展的时候，先让广东省公安厅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从监狱里放出来，减轻对他们的伤害，减少他们的损失，也安抚了他们的情绪。习仲勋同志把他们安排在省委组织部的东湖招待所里居住，派专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耐心”的一方面，尤其让我们感动。习仲勋同志当时工作负担很重，忙得不可开交，整天都有看不完的文件和开不完的会，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这种情况下，习仲勋同志就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晚上找他们谈话。每次和他们谈话时，我都跟着负责谈话记录。第一次，习仲勋同志那天的工作实在是很忙，加班开完常委会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他之后又赶赴招待所和“李一哲案”成员谈话，一直谈到凌晨3点钟。谈话结束后，习仲勋同志已经非常疲劳了，赶快回到住处休息，因为紧接着第二天还要开会。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这么大的年纪还这么辛苦，都有些心疼他，也担心他的身体顶不住。
《南方日报》关于省委处理重大遗留问题和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报道。
一个月下来，习仲勋同志一共和他们谈话十次。因为他的态度诚恳，推心置腹地和这些青年交心，也敢于承担责任，所以他们的谈话内容非常深入，也非常多，光是整理出来的谈话内容就有30多万字。习仲勋同志还曾经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前届的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习仲勋同志一方面和“李一哲案”的当事人耐心地谈话，做深入细致地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做前任广东省委领导的工作。当时他派吴南生同志赴北京，找到前两届省委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案件中，杨尚昆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协调，这个在广州、广东、全国，乃至港澳台地区和海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终于顺利平反。可以说，这个案件的平反具有很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切都大大地调动了干群的积极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进步，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了群众的利益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以来也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当时，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为了熟悉情况，需要深入基层做大量的调查研究等基础工作，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也都需要很大的魄力，以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很多干扰压力。当时，他还主抓为“反地方主义”平反，这个错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发生的，经历的年代更久远，留下的问题很严重，牵涉的人数更是成千上万。习仲勋同志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让当时广东资历最老、德高望重的省委书记李坚贞大姐牵头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处理具体工作。最后，“反地方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  |
| 相关专题 |
| · 习仲勋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