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琚立铭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琚立铭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26日
采访地点：琚立铭同志办公室
人物简介：琚立铭，1945年10月出生，河南济源人。1965年7月参加工作。196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华南师范大学函授中文专业）。1965年后，在广东省委机要学校学习。1966年后，任省委办公厅机要局、省军管会办公室机要处译电员；省革委会办事组第一秘书办公室干部；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副科长、科长（其间：1972年4月至12月，挂任南海县小塘公社上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省委机要秘书。1982年后，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秘书（副处级）。1985年后，挂任中山市委副书记。1987年后，任广东省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八届省政协常委。2000年后，任中共九届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常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习仲勋同志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里就餐，吃完饭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会到厨房去，和厨师、服务员、采购员等人握手表示感谢，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琚立铭
采访者：琚立铭同志，您好！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您在省委担任重要工作，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想请您谈一谈习仲勋同志切实践行群众路线，贴近群众，基层调研的一些情况。
琚立铭（以下简称琚）：好的。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我担任省委办公室第一秘书处科长兼省委书记集体办公会议、省委常委会议机要秘书，在习仲勋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工作上与他的配合和接触都非常多。
习仲勋同志贴近群众，注重基层调研，他在广东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市、县。下基层，到工厂、农村，面对基层干部，与群众直接接触，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最宝贵、最真实的情况。
实际上，习仲勋同志的这种切实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由来已久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大西北的革命工作中，就非常重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解放后，习仲勋同志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惜，就在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1962年，康生利用《刘志丹》小说的问题，对他进行诬陷迫害，把他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也导致习仲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遭到残酷的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习仲勋同志认为，正是因为自己“靠边站”16年，没有在领导岗位上，所以导致自己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形势，各个行业的现状，对基层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16年过去了，“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政治环境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家正处于一个时代剧变的转折点上，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唯有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目前面临哪些问题，才能深入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
习仲勋同志说：“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调查，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往往就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领导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当时习仲勋同志刚到广东时，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烂摊子，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省委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广东省情，抓住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广东经济，习仲勋同志从省委日常工作、活动中硬挤出一些时间，并且几乎牺牲了自己全部的休息时间，深入到基层去调研和考察。
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的时候，广东的物资供应很紧缺。那时候不仅大部分副食品要凭票购买，有时候买条鱼吃、买块肉吃还要排队。有时连少得可怜的票证也难以保证。当时的供应紧张到什么程度，有些老年人为了能买到新鲜的鱼和肉，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去排队。习仲勋同志听说了这个情况，他就亲自去查看体验。
当时，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就在省委交通科门口。习仲勋同志早上五点多钟就起来去那个小档口。当时他发现，前面已经有很多老年人放了小砖头和小凳子在占位了，队伍已经排了老长。于是，习仲勋同志也在那里排队，体验了一下普通市民当时买鱼买肉的困难。后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青，是鱼米之乡，现在，鱼米之乡却没有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为了贫穷，要尽快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通过体察民情，亲身去体验群众的疾苦，更加促进了习仲勋同志切实改变现状的决心。后来，习仲勋同志领导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宽了政策，把统购统销的商品种类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后来又减少到十几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大大缩小了行政干预对市场的钳制。也正是这个举措，让副食供应和其他物资变得更丰富了，人民的菜篮子更丰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
习仲勋同志下基层、下乡，从来不像有些干部，出个门要带一大帮人，前呼后拥，大小车辆排成龙。他一向都是轻车简从，带几个主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坐一辆面包车，就出发了。
习仲勋同志的调研方式，非常扎实、细致，从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他广泛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群众的情况汇报。一方面是视察，到工厂和企业里，到田间地头视察，视察的过程中和群众零距离接触，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和他们聊，嘘寒问暖，问生活情况，问生产情况，问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和地方干部开座谈会，在会上集中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强调和消化中央的指示精神，探讨结合广东新时期的新型发展模式和新思路。这些功底深厚、扎实深入的基层调研，使习仲勋同志逐渐形成了促进广东发展的新思路，这也为习仲勋同志后来能够全面充分地了解广东的实际，了解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广东要权，以及之后创办特区，使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东是岭南水乡，四季常青，降雨充沛，河流交织，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但是也有特殊的地方，比如阳山县的自然条件就极为恶劣，那里是非常贫瘠的石灰岩地区，主要问题是缺水，因为地质结构的原因，地面存不住水，即使下了雨也马上渗下去了。《人民日报》曾经有文章报道过这个地方，称为“被遗漏的寒极”。习仲勋同志到阳山县去视察的时候，看到那里的群众缺吃少穿，人畜饮水都成问题，生活非常艰苦。
习仲勋同志和阳山的农民聊天，农民跟他反映说：“习书记呀，我们这里太穷了！女人都不愿意嫁过来，我们祖孙三代都找不到老婆。”
习仲勋同志没听明白他说的话，觉得不合逻辑，就问：“找不到老婆？哪来的祖孙三代？”
农民回答说：“习书记呀，你不知道，我们长到三四十岁，找不到老婆，就要从别人那里要一个孩子来养，孩子长到三四十岁又找不到老婆，就再从别人那里要一个孩子，这样不就祖孙三代了吗？”
习仲勋同志看到当地农民过得这么苦，心里很不是滋味，也非常着急。他仔细考察了阳山县的各方面情况，发现阳山并不是个一无所有、毫无出路的地方。虽然地理条件不适合农业，但是这里有很丰富的资源，各处已经有了一些小煤窑、小水泥厂。如果在这些方面抓住优势，大力发展，阳山很快就能富裕起来。习仲勋同志当即和县委商定第二天上午开一个干部会。在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和地方干部深入浅出地探讨了目前阳山存在的问题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最后，他对大家说：“珠江三角洲的南海比较富裕，南边有南海，北边有阳山。我建议你们阳山与南海组织对口赛，看谁发展快。”习仲勋同志为什么敢让贫困的阳山和富裕的南海比？因为落后的地区有比较大的后发优势，一旦找准方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的速度会比富裕的地区更快。习仲勋同志在阳山召开的这次会议和他的这番讲话，非常实际，也非常鼓舞人心，一下子就把全县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之后，在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阳山县抓住自己的地质特点和产业优势，很快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大量的农民脱贫致富了。
1979年，广东又发生了偷渡逃港的高潮。当时宝安本地、惠阳、东莞等地偷渡非常严重。粤东地区的很多人也都跑到宝安偷渡。习仲勋同志亲自到深圳去坐阵解决，他看到边防部队、武警、民兵严阵以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堵，层层堵，流动哨巡逻，官兵带着警犬去抓、去堵，即使这样，也堵不住外逃的人潮。
当时宝安的收容所不仅数量少，条件还非常差，关押偷渡人员的房间非常狭窄，人满为患，人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天气炎热，房间里空气污浊，偷渡人员受了很大的罪。而且，虐待和打骂偷渡人员的现象很常见：剃阴阳头、挂着牌子游街、批斗“偷渡犯”的情景屡见不鲜。
习仲勋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发现了我们工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当即就纠正说：“叫‘偷渡外逃’不准确，香港、澳门是我们的领土，不能叫‘偷渡外逃’，应该叫‘偷渡外流’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老百姓生活困难，对面生活水平高，我们生活水平太低，所以才偷渡外流，这是我们长期‘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带来的恶果，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搞游街批斗，不能罚站，不能剃阴阳头。”
习仲勋同志还说：“反偷渡外流香港的根本措施就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偷渡外流风。而当前的紧急工作，也就是治标之策，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营造正确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流制止下来。
习仲勋同志秉持着标本兼治的方针，逐步调整政策，落实开放边境贸易，来料加工，过境耕作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再通过搞活经济、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了广东持续多年、屡禁不止的偷渡外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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