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方苞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方苞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8日上午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人物简介：方苞，1931年12月出生，广东东莞人。1949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参军，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莞县公安局预审员、侦查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局长。1965年，任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1971年11月，任惠阳地区革委会保卫组五办主任、公安处副处长。1973年11月至1983年12月，先后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时设第一书记）。1984年1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9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先后兼任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1993年至1998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0年至2008年，任广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
我一直记得习仲勋同志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 ——方苞
采访者：方书记，您好！习仲勋同志在群众路线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访问一些像您这样曾经和他共事的老同志，想把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还有他积极践行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采集和汇总一并整理出版，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方苞（以下简称方）：你们这个选题非常好，很有针对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提高年轻一代对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的认识，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传承发扬下去。帮助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做也有利于当前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们党从建党之初一代一代延续到现在，都十分重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的。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依靠它取得了政权，今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依靠它。毋庸讳言，我们党的历史，过去也曾多次犯过脱离群众的错误，但一经察觉，也是依靠它去克服这些错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年轻一代，缺乏这方面的实践和深刻体会，通过宣传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深化认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才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中国梦才能实现。
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以后的一些重大决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党的宗旨意识很强，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十分关心百姓的冷暖苦乐。他和人民群众心连着心，他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总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他是坚持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熏陶，几十年在基层的工作实践，长期接触群众，特别是仲勋同志当年宝安之行和改革开放决策所体现出来的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希望你们认真下功夫做好。
方苞日记，记录了1978年习仲勋到宝安视察工作的情况。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您在宝安任县委书记，所以您对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这一段所做的事情肯定是非常了解。特别是1978年，习仲勋同志来宝安视察工作，您当时是一直全程陪同他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记忆中的习仲勋同志与您眼中的群众路线？
方：先讲仲勋同志在广东深得民心的几件大事。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粉碎“四人帮”只有一年多，正是“百废待举”，“积重难返”。仲勋同志面临很多艰巨任务：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好城市的鱼肉蔬菜供应，也要解决农民温饱、脱贫致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每件事都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没有一件小事。解决好每一件事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仲勋同志到广东后，很快就抓紧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大的五件事。
一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抓紧各级党委整风，从省委，到地委，到县委，层层整风。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遗余力地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教育。
我参加了地委、县委两级整风，领导班子成员都联系“文革”期间的表现，联系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检讨个人应承担的责任，首先班子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在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批评。地委、县委各用了20多天时间。整风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严肃认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检讨几次才获得通过。
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实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反思“文革”期间对“四人帮”“左”的那一套盲目跟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实际上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也为如何突破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的僵局，增加了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胆量。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文革”期间，广东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遍及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工作无法开展。习仲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抱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抓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抓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遗留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当时有争议的错案，他也花大力气去统一认识。他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旗帜鲜明，非常认真，非常得力。这是大家公认的。他不回避矛盾，敢于决断，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因为他从心里想着群众，想着党的事业。
三是仲勋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农民、农业、农村工作。他对“三农”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强度之大，也是大家公认的。他1978年4月到广东，当年7月到8月，他就跑了3个地市、20个县，当时广东省约100个县左右，他用两个月时间跑了近1/5的地县，从粤东到南部沿海，珠三角这一带，他都跑遍了。广东的七八月是最闷热的时候，广东与北方对热的感觉不同，南方是湿热，浑身黏糊糊，透不过气，很难受。仲勋同志长期在北方生活，对广东的酷暑很不适应。他当时已上了年纪，在暑热的环境里，他马不停蹄地进行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没有空调，有的甚至没有风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确实很能吃苦。因为他一心想着群众，迫切地想把广东农业搞上去，才那么拼命去干事。
四是解决好边境和沿海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问题。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现，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性偷渡潮，广东历届省委领导都认真抓，也有成效，平息了风潮，但多是治标，在治本方面效果不明显，而1979年的偷渡潮正是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发生的，仲勋同志标本兼治，特别是在治本方面下大功夫，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我1957年和1962年分别担任东莞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局长，前两次平息偷渡潮我都参与了。1962年的偷渡外流风，每天成千上万群众往香港偷渡外流，惊动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求广东省委一个月内刹住偷渡风，在北京开会的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电告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同志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到宝安召集附近四个县的公安局长开会，在讨论如何在短时间制止偷渡潮时，我根据1957年的经验提了个建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层层堵，不仅在边界堵，还要从内陆往边界的公路上多设民兵卡哨去堵。”虽然半个月遏制住了偷渡潮，但这种方式是治标，不是治本。
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多次到边境社队深入调研，把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潮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抓住了，就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文革”十年尤甚。他下定决心通过发展经济扭转这一局面。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看到我们的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而且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去解决这些政策和体制问题，取得了标本兼治的效果。他是一个敢说、敢干、敢担当的领导干部，他同意宝安县委提出的：恢复边境贸易；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港商投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大力推进供应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基地建设。边境农村从此跳出高度集中的、封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走出一条生路。这是解决偷渡问题的治本之策，对症下药，一抓就灵。边境经济从此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两三年，边境多数农民的经济收入接近或达到香港新界农民的水平。1980年底，境内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滞留香港的农民在1981年以后回境内定居的逐渐增多，广东群众性偷渡外逃风这个老大难问题，从此获得圆满解决。
五是为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仲勋同志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敢担当。他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敢于作出同意恢复边境贸易，扩大过境耕作，下放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审批权给县等改革开放的决策。省委无权决定的，他敢于向中央反映，建议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方面先行一步。用改革开放去转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积极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左”的政策，这是刹住偷渡潮的根本之策，也开创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早期领导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他为我国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
仲勋同志刚刚结束了十多年被错误关押审查的生活，就敢于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前人未敢作出的决策；在职权范围外，又敢于向中央呼吁，为了什么？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为了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不顾个人得失、进退、荣辱、安危。这反映了他的群众观念强，坚持党的宗旨好。同时，也是他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的结果，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在广东主政两年八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能够有那么大的魄力，那么果断地作出如此重要的决策，说明他无私、无畏，敢说、敢干、敢担当。现在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一直受到广东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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