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其实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不是直到习仲勋同志来了以后才制止住了偷渡现象？
方：应该这么说，仲勋同志放开边境贸易、搞活经济的一些做法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这些举措为以后彻底根治偷渡问题创造了条件，但彻底刹住偷渡风还有一个过程。1979年上半年还有一次大的反弹。偷渡是困扰了我们约30年的老大难问题，解放后有三次偷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宝安县偷渡行动人数6000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约5000人；1962年偷渡行动1.5万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约1.2万多人；1979年深圳市偷渡行动9万人次，最多一天偷渡行动2万多人次，这年越境定居香港3万多人。
采访者：深圳建市会给群众带来希望，为何突然一天发生2万多人偷渡行动？
方：偷渡最根本原因是境内外两地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1979年5月6日突发性2万多人偷渡行动，还有一个决策失误的原因。1979年5月2日，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到深圳收容站检查工作，由于当时偷渡人员多，收容站床位少，仓容挤迫，天气潮湿闷热，汗臭味重，副部长在站内偷渡人员大会上讲话，带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回到省里，向仲勋同志和省委汇报了情况，提出了意见。仲勋同志一直是强调禁止对偷渡人员打骂、虐待的，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听说偷渡人员被关押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马上就火了，当时他在省委主持开了个常委会，要求马上改进。他强调，你既然关不下，何必还要人硬挤着？很不人道，关不下就要放人嘛，何必一定要关着他？何必一定要送他回原籍？让他们自己回去就行了嘛！
5月5日上午，黄静波同志到深圳向市委四位正副书记传达省委意见，批评我们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要求我们当天就地放人。当时我们汇报解释：收容站床位只有300个，港英当局每天遣返偷渡人员400多人，多时千人以上，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深圳人，需要运回当地公安部门处理。但运输车辆只有3台，我们每天送偷渡人员回原籍一百多人，每天滞留二三百人，积留在收容站经常超过千人，这是仓容挤迫的原因。我们要求省里再拨20台汽车运送，才能解决好这个矛盾。黄静波同志表示无法帮助解决汽车困难，但又坚持当天就地放人。虽然我们一再说明：根据历史教训，如果今天在深圳就地放人，三天之内，群众性偷渡行动高潮一定会出现。但是，静波同志组织观念强，要求市委坚决落实省委决定，甚至说，如果真的出了问题，市委不用负责，由省委负责。争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市委无奈，只好按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当晚释放收押的几百名外地偷渡人员。5月6日中午，一则谣言在民间流传甚广：市委犯错误了，受到上级批评了，上级决定今晚7时放人出港。在这则谣言的影响下，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当天偷渡行动2万多人。由于市委采取坚决劝阻堵截的种种措施，当天偷渡出境的据统计只有800多人。但是，事后在这2万多人的带动下，转变为经常性的小股行动。虽然全市各级干部劝阻堵截工作持续不断，许多人做到精疲力竭，但是仍然未能遏制住这次偷渡香港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全市偷渡行动达9万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的达3万多人，还影响广东全省。
为遏制住这次偷渡潮，1979年6、7月间，仲勋同志和省军区司令、政法委主任、公安边防部门、口岸办等多位领导三次到深圳调研，先后到公安局、边防分局、收容站与干部座谈，了解情况，调研原因，商讨对策。仲勋同志在多次座谈会上承担了1979年5月6日发生的群众性偷渡潮的责任，没有强调客观原因，没有强调历史原因，更没有诿过于人。当时，深圳干部对仲勋同志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感到敬重和赞扬。
为群众办事没办好，或者办错了，群众不想听你解释，不想听你推卸责任，他们就希望你承担责任，希望你能把后面的事情做好。我一直记得仲勋同志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你看，他是多么胸怀坦荡，多么了解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主观认识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符合客观实际。一旦犯了错误，出了毛病，就要勇于承担责任，尽快改正错误。这样，人民才会更相信你。我们干部从这个事例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可以学会如何对待错误，如何对待群众。
采访者：面对当时偷渡的严峻形势，习仲勋同志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责任，并且通过艰苦的努力扭转这个偷渡风潮，那么在这期间习仲勋同志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您能帮我们回顾一下吗？
方：好的。1979年5月初的群体性偷渡潮，对仲勋同志压力很大。他全力抓反偷渡，省成立反偷渡小组，他自己当组长，全省各级干部都投入这一任务。这一年，仲勋同志特别辛苦，不仅有繁重的日常工作要抓，而且多次往返深圳、珠海、惠阳、中山及偷渡最严重的市县，布置反偷渡工作，检查落实，解决困难。
我最近找出的工作笔记本记录：1979年6月20日，仲勋同志到惠阳召开东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接着到附近县市检查落实。接着到珠海调研，在珠海召开西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6月30日上午从珠海到深圳，下午就听取深圳、惠阳两地市汇报。他布置从省里带来的部分干部包括新华社记者到收容站调研；规定两天碰头一次，汇报情况，研究解决问题。7月1日我陪他到沙头角去了，看沿途偷渡的情况；7月2日他到收容站去检查，并听取了省口岸办主任、政法公安及边防管理局干部、新华社记者在收容站调研的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有很多插话，从插话中我们发现仲勋同志当时对情况掌握得很具体，所以他一坐下来就先讲：“昨天遣返偷渡人员途经东莞塘厦时，被群众阻拦，搞开了车，偷渡人员跳了车，跑了140人。群众围攻我们，要求放人，他们为什么对偷渡人员同情，而对我们不同情？我们为什么这么脱离群众啊？脱离群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很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仲勋同志还说：“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总是说有敌人煽动大家往香港跑，这么一讲，往往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了敌我矛盾。我们的收容站管理混乱，存在很多问题，偷渡人员管理偷渡人员，偷渡人员打偷渡人员，有一个哑巴打人很凶，为什么这样做呢？其中有20个人被关押了一年，为什么？你们很多同志汇报的，讲的和做的不一样，言行不一致。为什么这样搞呢？这样搞对党有利还是不利呀？这说明还是林彪、‘四人帮’的余毒未清。”
他说：“现在的情况这么严重，要反思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对头。我们对偷渡人员绝对不能歧视，不能打骂，不能虐待，你们要把真实情况搞清楚，调查清楚，再汇报清楚。你们一点也不能隐瞒，不能感情用事。你们要用党性来担保，不能作假。现在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片面性很大。大家一定要杜绝这些。”
在听完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同志发言后，他表示完全同意，并大力表彰边防部队和铁路部门在反偷渡外逃风上做得好，要我们向他们学习，同时肯定了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部署工作时，强调反偷渡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把对偷渡人员的拦堵、收容、遣送、教育工作都要做好。他说，现在发现有些地方把抓到的偷渡人员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收，回到农村又要罚款，这个问题一定要改过来。遣送偷渡人员回原籍的车上要带些干粮、水，以备急需。他指出，惠东县对抓到的偷渡人员体罚，让他们淋雨、晒太阳，甚至挨打，今后决不允许再犯。现在遣送转运偷渡人员的工作比较乱，一定要纠正过来。
关于治本问题。他强调：一要抓好基层班子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要教育基层干部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引渡犯、坏人、走私的，要打击，指使子女偷渡、煽动包庇偷渡的干部，要撤职，要开除，以伸张正气。宝安有些干部送子女偷渡到港的问题，要通过整风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不能全心全意建设四个现代化。一般偷渡人员属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对他们态度要好点，使他们一进收容站就有温暖的感觉，要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不能歧视。二要抓好发展经济，特别是要重视抓好农业生产。今年农业无论如何要打个翻身仗，要抓好夏收夏种，能多种一些就多种一些，大办养猪场、三鸟场，为水稻增产提供肥料，保证市场供应。三要抓好学习。工作越紧张，越要抓紧学习。要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要抓好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学习好，领悟好，要结合实际学点辩证法。要学习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学会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树立群众观点，正确对待群众。学习法制，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他还说：“原来收容站是公安管的，公安习惯于用对付敌人那一套对付收容人员，现在用民政局代管，不要公安局管。要彻底改变这种做法，公安管的，很多做法是违法的，是违宪的。”自从仲勋同志说了这话以后，偷渡问题都归民政管了。
新华社记者在收容站找了20个偷渡人员谈话，在会上反映了收容站的几个问题。一是吃水难的问题，因为人很多，人要吃水，做饭、洗澡要水，厕所要冲水，水供不应求。因为抢水，收容站里面有打架现象。管理人员送水到收容仓内，你挤我，我挤你，就打架了。记者建议把自来水管接到仓内去，让偷渡人员能喝上水，能洗上澡。这位记者说：“我谈了20个人，只有两个人表示以后不偷渡了，其他人都说还要走。”
仲勋同志听了这些情况，就说：“像这些直接关系到偷渡人员生活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否则问题会越闹越大。现在口头说得多，实际做得少，这就是作风问题。你们赶快带一批干部下去，把水的问题尽快解决。没有水，就挑水去！我们的政策不调整好，将来矛盾会更加激化的。现在我们的官僚主义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当时他对收容站的管理工作很不满意，他在会上说：“收容站管得太坏了！要偷渡人员管偷渡人员怎么行？你们应该派几个工作人员去做饭给他们吃。收容站条件那么差，让偷渡人员受罪，这叫什么政策？共产党怎么能用这样的政策！”
当时边防局长就讲了他们面临的困难：“我们也雇了人来做饭，但是人手不够，现在是按收容人员300名定编制，而一天收容进仓的偷渡人员有800名，仓容和工作人员都严重不足，造成目前的混乱。要求增加人员编制和场所，至少也要增加1400平方米，可以容纳1400人才行。”
仲勋同志说：“现在收容站面积800平方米，使用面积只有600平方米，如果关人的话，1.5平方米关一个人，可以关400人，如果紧一点可以关600人，边防部队抓到偷渡人员最多的一天，有3000人，根本关不下，只能放到车棚那里去了。原来你们就应该汇报这个情况，早汇报，早解决。而且你们应该多分几个点，不应该聚集那么多人，每个点搞1000人左右，多搞几个点。一个点搞得太多了不行，把几千人关在一个点上，怎么管理呢？”他还说：“第一步，先把现在的收容站改造好，管理好。第二步就把收容站分开，一个收容站最多关1000人，家属宿舍和收容站不要建在一起。”
当时下边有很多困难，仲勋同志都在努力帮助我们解决，他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转运偷渡人员的车辆。他把中央拨来的140万元专项经费，分配给深圳20万元，惠阳、佛山、汕头各10万元，省留的用做机动经费。
仲勋同志通过深入调研，知道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埋怨消极情绪，他把解决基层干部思想认识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抓得非常紧。当时我们在市委党校办了一个全市农村基层村支部书记学习班，有200多人参加，解决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仲勋同志获悉后要和支书座谈，也要求和他一起来的省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与支书座谈。
从7月2日到7月5日，仲勋同志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参加学习班的支部书记多次座谈。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支部书记共有19名，其中松岗大队支书李镜华、凤凰大队支书文富祥两人均作了三次发言。他们首先汇报当年5月6日群众性偷渡外流的情况和影响，其中不少怨言，谈的最多的是这次群众性偷渡潮产生的原因和方针政策存在的问题。一是上级只重视抓粮食生产而不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收入分配提高太慢。二是粮食征购任务不断加重，机耕费用高，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负担重，支出连年增加。粮食增产不增收。征购任务重的社队社员连吃饱饭都有问题。三是坚持在家种田的老实农民与子女偷渡香港户的经济收入悬殊。偷渡人员在香港赚钱，汇款回家还享受侨汇优待，没有子女偷渡的纯农户买不到他们能买到的工业品，还要为他们负担公余粮任务，平价供应他们留家老人小孩的口粮，大家认为不偷渡吃亏。沙头大队支书陈耀林埋怨上级矫枉过正，对煽动偷渡者、为首者、引渡者打击不力，抓了又放。有几个支书发言怀疑上级有意放人出港。观澜公社库坑村支书潘荣生埋怨说，过去政策极左，现在来个180度大转弯，把偷渡人员当华侨优待，“纯农户”儿子结婚建房却买不到钢材，“偷渡户”收到汇款还有侨汇优待证就能买到。现在当干部很难，跟共产党走30年不如外逃两个月的偷渡户，埋怨政府政策鼓励农民偷渡外逃。坪山公社金沙大队支书黄再九说，今年偷渡严重跟政策放松有关系，希望上级不要一时紧，一时松。
几位支书说，现在人想偷渡，原因是政策多变。附城公社皇岗大队支书庄炳祥说：现在开放政策是好政策，“开关兴国”，但政策很不落实，引进外资手续繁琐，港商合作挖鱼塘要盖11个章。有些生产队长埋怨：“千长万长，最衰当队长”。公明公社东塘大队支书说：政策多变，今天讲，明天变。民间流传：“打赤脚的讲话无谱，坐单车的埋头埋脑，坐吉普车的有些谱，坐飞机的说了才算数。”“机关干部乱入户，青年乱偷渡，妇女乱砍树。”“大官送上门，小官走后门，社员看窗门。”有的支书说，三大差别越来越厉害，当农民没有出路，以前喜欢当农民，现在埋怨当农民；有些生产队长已偷渡，有些生产队长说做完今年就不干了；有的干部讲家史，教育子女不要偷渡，反而挨子女骂，他们认为当前唯一的出路是“向南飞”。
松岗公社松岗大队支书李镜华说：“党的政策要取信于民。这几年政策常变，没有亲人外逃的纯农户不但要替偷渡户多承担他们的那份公余粮任务，还要按平价供应偷渡人员在农村的老人小孩的口粮。他反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100斤水稻为12元，一台风扇190元。偷渡人员在港月赚工资1000元，汇款回家可以买很多工农业产品，纯农户口粮不够，还要完成活猪上交任务。大家认为不偷渡的人吃亏。不解决好偷渡户和纯农户的矛盾，社员没有积极性。”有的支书说，因为政策不对头，社员没有积极性，集体出勤是“一看二等三迟到，四慢五懒六并企（站着不动），七嘴八舌谈天地。”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80年颁发的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文件。
李镜华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用价值规律调节刺激经济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国家计划指令，能不能利用价值规律？如何利用价值规律？不知道。现在是大拉平，如何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不知道。”
仲勋同志说：“你们提出要解决政策问题，这是对的，因为偷渡问题主要是广东的问题，特别是深圳、惠阳、汕头的问题，它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要从中央的角度定政策很难，我们广东会研究制订一些地区性政策。你们反映的情况，是一个局部的现象，全国的形势还是很好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形势，如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发展大好形势。”
他还说：“你们有那么多问题，县里干部有没有去你们那里？有多少人去你们那里啊？现在都是官僚主义，从省到下边，很多矛盾是可以当时就解决的，但是就没有人去解决。所以我们省委也要重点抓落实问题。这次跟你们开这个会也是为了促进这些方面的工作。”
既种田又养蚝的沙井公社东风大队支书接着发言说：“我们村1000个人，外逃了448个，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制止偷渡，也不是不想制止偷渡，主要是很多问题不容我们做主，政策问题没解决好。增加农民收入不仅要发展粮食生产，更要发展多种经营。现在讲以粮为纲，大部分的劳力都种粮，但是收入少。养蚝收入多，但是劳动力不够。现在机械化不行，比较贵，货又缺，一个螺丝钉也很难买到，有时候为了找个很常规的零配件都要到处跑。牛也不够用，一个小时的农活要用三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干完。上面抓以粮为纲，抓好粮食就表扬，抓不好就批评，多种经营抓得实在不够；上面说反外逃要教育群众，但是我们现在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没有办法，更别说什么教育群众了；上面强调要刹住外逃风，但是现在抓了放，放了抓，反复持续，怎能刹住啊？我看主要还是靠政策，政策好才能稳定人心，等到我们收入提高了，稳定人心就好了。”他还说，“只要党的政策好，我敢说，三五年后我们能叫几成的偷渡居港的人回来。习书记，你能来听取意见很好。过去我们有意见都反映不到上面去，我们农民是最听话的，我们也希望领导多听听我们农民的意见。要调整落实政策，改变现在的环境和生存条件，不要总是从上面施压，‘你讲我听，你打我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要靠当地干部，要多听听我们意见。”
沙头大队支书发言说：“为什么1977年的偷渡问题没有今年这么严重？现在偷渡这么严重怎么办？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最重要的当然是两地的生活差距拉得太大了。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5月5日放人，5月6日就出现偷渡高潮，这难道不是原因吗？只讲民主，不讲法治，打击不力，这难道不是原因吗？要打击、堵截、教育、整顿一齐抓才能奏效。要相信干部、相信群众，我们是跟党走的。我们只能紧跟形势，不能左右形势。”
南头公社珠光大队支书方学林说，这次会议真正发扬民主，我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干部，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难办，憋在我们心里的话终于有机会跟习书记讲出来了。
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书文富祥三次发言，都很尖锐。他首先谈偷渡的严重性，该大队600多户，2000多人口，过去偷渡较少，1962年偷渡高潮时偷渡只有80人，而1979年5月6日一天偷渡行动500多人，当时已有700多人逃出香港，有的生产队走的还剩3个男劳动力。全大队有5名生产队长、6名会计、4名保管员偷渡出港。他说：“第12生产队文×民，四个小孩都偷渡出港，很快就汇1万元回家建新房。凤凰大队最好的新房，都是偷渡家属建的。偷渡到香港很快找到职业，可以炒老板鱿鱼，自由选择职业，赚钱多，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在家当农民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当农民，世世代代当农民，农民不自由，是笼中鸟。很多东西要凭证购买，有时有证也买不到。不偷渡的农民不仅要多承担偷渡人员那份土地耕作，承担他们全家人的公余粮任务，还要为他们留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小孩提供平价口粮。偷渡户占便宜，不去偷渡的农民吃亏，偷渡户与不偷渡户的矛盾不解决好，就是鼓励大家去偷渡。大家讨论要偷渡户买高价口粮，上级又批评是土政策。《南方日报》说土政策不得人心。真是官字两个口，一时说不准包产到户，一时又说可以包产到户，我们包也难，不包也难。一时说反偷渡，一时又放人出港，我们抓也错，不抓也错。我们当干部的真怕搞到自己头上。我们抓偷渡抓到怕，被运动斗到怕。”
文富祥虽然说得很坦率，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干部，这么消极，对社会主义这么没有信心，怨气这样大，这是仲勋同志原先估计不到的，他心里不好受，未免有些生气，连声责问：“香港好在哪里？你为何有这种想法？你是何时入党的？什么出身？当了几年干部？你大队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
文富祥原来放开讲，一听到省委书记连声责问，就知道自己讲过头了，低声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改时就入党当干部了，公余粮任务超额完成。”
仲勋同志听了不好再说什么，当时气氛很僵，很尴尬。我连忙插话解释说：“他们大队是宝安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每年公余粮任务都超额完成。今年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我们还奖给他们一台拖拉机，他是我们县里较好的一位支部书记。”
我这么一讲，仲勋同志的气顺了很多，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他对文富祥说：“作为支部书记，这种思想不对头啊，认识不改变，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接下来，仲勋同志鼓励大家说：“同志们说的话虽然难听，但是我们也要听。你们不要在困难面前被吓住，撂担子，要下定决心，把农业搞上去，现在不是搞深圳市了吗？你们要先行一步。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人民很快就会富裕起来，你们要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最终会战胜这些困难的。”
座谈会结束时，仲勋同志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诚恳。大家谈心，交心，你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说，坦诚相见，就好。这样使我听了以后，了解到了很多情况，也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偷渡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同志们都没有责任，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我们不能回避这个责任。去年在省委，我确实主张放宽一点。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四个现代化多，四项基本原则讲得少，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要把思想搞对头，社会主义一定会搞好的。现在有些缺点，我们自己改，一定能够建设好的。我们还是要继续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不能动摇，一动摇就走下坡路了，将来就会出大问题。搞不搞社会主义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有什么思想，我们可以再探讨、再解决。解决思想问题有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是个人也好，少数人也好，多数人也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一些要经过实践，才能提高认识。要允许有个实践的过程和认识的过程，要允许讲不同的话，允许讲错话，做错事。”他又说：“要刹住外逃风，首先要堵，这个好办。但要教育就比较难办一点，难办也要做。最重要的是看能否把生产抓好，能否改善生活，提高群众收入，这个就难办一些，难办也要办。三个层次，一个堵，一个教育，一个发展生产。堵，好办，先堵起来，不要让问题搞大，这是治标。教育，难办一点，但也不是最难办。解决问题要靠治本，最难办的就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发展上去，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
他说：“你们提的意见，有些为首的，犯罪的，要坚决惩办。但是其他一般群众，堵回来的，或者他自己回来的，都不能歧视，不能虐待。资本主义搞了100年才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新中国成立才30年，有一些差距是必然的。大家要从历史上看问题，不要妄自菲薄。深圳要搞特区了，我们用特区的政策使经济繁荣起来，将来才能够治本，这个要花点时间。现在先堵住，以后依靠政策把经济搞繁荣，搞好特区，这才是治本。”
他还说：“刹住外逃风是个斗争，涉及的政策很多，大家提得对，决不能让偷渡人员占便宜，但是我们又不能像‘四人帮’‘左’的那一套，要不左不右，来个正确的路线。同志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好的道理，我们还要像今天的做法，让大家说话。同时要调查研究，总的来说不要脱离实际，不断学习，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仲勋同志又讲：“解放思想很重要，现在我们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强调解放思想，现在从现实情况来看，解放思想更重要。现在主要是思想僵化，所以我们更要强调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也得要弄清问题，只要弄清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都不难解决。问题出在基层，出在大队，但是根子在上边，是我们的责任。正如沙头大队支书说的，基层干部只能够紧跟形势，不能够左右形势。左右形势是上边的事，我们很多问题就是紧一下，松一下，没有把它抓到底。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些问题是糊涂一时，认真抓是可以解决好的。请你们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样，胸怀坦荡，反复作自我批评，反复强调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责任”。
会议的最后，仲勋同志说：“这次大家提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我们回去要认真梳理总结，要把它抓好，要抓到底。明天，我们常委会还要跟有关部门学习，还要研究，所以我们还要不断地请你们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改变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一些政策问题。”
仲勋同志对这些基层干部出现的思想问题是很重视的。他参加支书座谈会后，跟市委领导讲：“现在基层干部有些离心离德，很值得我们重视，他们思想状态这么乱，那么消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不解决好，将来还要出问题的，很危险，值得我们警惕。现在又不是没有条件，问题不抓紧解决不行，再不抓紧以后局面就无法控制了，他们的很多想法和我们的主张是相反的，我们新华社的记者去调查，一个女干部偷渡香港19次了，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用车载人去偷渡，其他干部认为他不是为了赚钱，不当作一回事。还有的干部走私手表一千多个。大队支部书记这么做，其他干部这么想，能行吗？台湾特务不会利用香港来瓦解我们的干部吗？我们不能不警惕啊。你们再不好好抓大队支部书记的思想教育，我们怎么能够巩固基层，怎么能够发展大好形势啊？只要我们思想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是能够解决好的。”
边防战士是反偷渡外逃的重要力量，习仲勋与干部战士亲切握手。（左四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吴克华）
采访者：这次会议上，十几个支书的发言，使习仲勋同志了解了很多情况，特别是文富祥同志的发言，对习仲勋同志触动很大，这些发言，对他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是否有影响？
方：是的。文富祥同志前两年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前我还和他见面多次。前几年党史部门的同志找我谈当年的情况，我找文富祥核实过。他跟我讲：“习书记一问，我就怕了，当时会场有个民警在那里走过，我害怕习书记让民警把我抓起来，好在你给我讲了几句好话，救了我一命！”我说：“仲勋同志性格比较直，有话直说，如果认为你说的不对，他会批评你，肯定不会抓你的。他从来没有整过人。”文富祥说：“我现在当然知道了，只是当时害怕嘛！”讲到这，我们都笑了起来。
实际上，无论是文富祥的发言，或者是其他大队书记反映的问题，还是他亲眼看到的边界两地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的现实，都对仲勋同志的触动很大。原来我们一直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文革”以后，我们明显落后了，这是公认的事实。仲勋同志这样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信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不会改变的。仲勋同志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他亲自看到边界两边的差距，听了莲塘收容站那两个人说的话，又听了文富祥和其他支书反映的情况，我国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比香港落后的现实，鲜明地摆在他的面前，他对我们目前存在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他脑子里一定会反复地思考：为什么？怎么办？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后来建议改革开放，让广东先走一步，划出几块地方搞试验，建立经济特区，是他面对现实思考的结果，也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干部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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