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工作方式，您能否回忆起一些具体的事例？
方：好的。我再讲几件我亲历的具体的事情。
仲勋同志第一次来宝安是1978年的7月上旬，我记得当时他停留了三天，这三天他非常辛苦。第一天就到沙头角去，他非常认真地看、认真地问、认真地听，我当时全程陪着他。他问到过境耕作的问题，我跟他详细讲了，当时宝安有7个过境耕作口。他让我带他去看看，我就带他去罗芳过境耕作口，他下了车，踩着坎坷的沙石、泥土路，一直走到铁丝网下面，透过铁丝网看境外的土地。他实地勘察，详细地问，有多少人过境耕作，老百姓早上怎么走过去的，晚上是怎么走回来的。我跟他反映说，因为现在偷渡形势严峻，怕有些过境耕作的农民出去不回来，所以严格挑选，一个生产队挑来挑去就挑了那么十几、二十个人符合条件，所以过境耕作的人员比以前少。
仲勋同志隔着铁丝网看那边的土地，他问：“那边为什么丢荒那么多土地？”
我说：“因为我们出去的人少，种不过来。还因为当时粮食征购任务很重，境内土地完成不了上交粮食任务，就在境外种粮食挑回来交公余粮。本来那边种蔬菜是最赚钱的，比种粮食的收入高十倍以上，为完成任务种粮食，没有积极性。还因为边防规定早上7点半才可以出境，晚上5点多就要入境，因为挑水淋菜要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必须早出晚归，晨早5点多就要过去，下午6点多才能回来，按边防规定没法种好菜。”
我说：“边防政策如果不放宽，粮食任务不调整的话，边境百姓没法致富。”
我还说：“其实让边境群众富起来并不难，香港市场鲜活产品卖价高，学习香港农民的办法，在境外我方土地种蔬菜、养鱼、养鸡，边境农民收入就能增加几倍、几十倍。我们种水稻，一亩地收入只有几十元。政策搞得太死，农民就没有办法多赚钱。”
仲勋同志当即就说：“这个应该改，马上办！”
在仲勋同志同意放宽过境耕作政策后，过境耕作农民数量增加了，每天外出时间提早了，回来的时间放晚了，利用境外我方丢荒的土地逐渐增多了，经济效益提高了。1978年7月，也就是仲勋同志视察宝安的当月，我们与外贸部驻香港的五丰行联合在莲塘村境外丢荒的土地上试办一个年产1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经请示省委政法、公安领导寇庆延、王宁同志批准，莲塘村派20个农民日夜驻守在境外鸡场。从此，突破了过境耕作必须早出晚归的制度。半年后，我们又让宝安社队每个新办年产5万~20万只的规模鸡场派20名养鸡人员，到这个境外莲塘鸡场实习培训，掌握现代先进养鸡技术和管理经验，每批驻守在境外鸡场20天。这样，又突破了过境耕作限于边境农民的制度。这是对外开放最早的两个突破。这两个突破带来农业生产的大解放、大发展、大提高。境内规模鸡场很快发展到几十个，再发展到几百个，而且都办得很成功，无一失败。一个规模鸡场一年赚20万元，几百个鸡场赚几千万元，20多万人口的宝安县，农民人均收入仅此项就能增加几百元，增长了几倍。随着境外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边境农民到境内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大大加快。
接着，我陪同仲勋同志离开莲塘、罗芳过境耕作口继续前往沙头角，当年到沙头角走的是几米宽的泥沙山路，坑坑洼洼，面包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仲勋同志不顾旅途劳累，下车伊始，就到中英街察看。中英街一边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两边百姓可以自由来往探亲购物。对方商店商品丰富精美，游客众多，热热闹闹。他到我方百货公司、供销社几间门店察看，看到商品种类少、质量差，顾客很少，冷冷清清。
接着，他走到中英街的尽头，在一处较宽的空间，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塑料花、钥匙圈和表带的零部件，桌边围着一群人，有的人领零部件回家加工，有的交加工成品，有的领取加工费。陪同视察的沙头角镇委书记张润添边看边向仲勋同志汇报：该镇解放后未经批准擅自定居境外的有2420人，现仍留在境内的只有1147人。1978年4月，引进境外工厂在境内发给农民厂外加工，产品有塑料花、钥匙圈和表带，村民领取加工费，镇里一个季度还收入管理费11万港元；此外，还引进港商在农村办了丝花厂、手套厂，三个月收入加工费12万港币，工人月均收入900元人民币，比机关干部多十倍。全镇不仅没有人非法到境外定居，原来非法移居境外的一些居民说，境内治安好，生活费用低，这些外资工厂如果继续办下去，他们也要回来定居。港商还在该镇投资挖塘养鱼，每亩年租金900元，比农民种稻收入增加10倍，受雇养鱼的农民每月工资300元人民币，一月工资比一年的集体分配还多出一倍。
张润添同志还向仲勋同志汇报，稻草、草皮卖给香港喂马、绿化，春节采山上吊钟花出口，都能赚不少外汇。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他问我，沙头角镇的经验为何不在宝安全县推广？我回答：（1）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规划外贸基地建设以来，全县社队都按县委部署，花大力气引进港商办来料加工厂和外资挖塘养鱼，发展种菜、养鸡供应香港，但上级外贸部门审批手续很繁琐，审批时间长，最近才批准几家来料加工厂。由于沙头角在海关外，零部件和加工成品无须上级审批，所以见效快。（2）沙头角稻草、草皮、吊钟花无须经海关、外贸审批，自行用边境贸易渠道出口。宝安县内无边境贸易渠道，只能由国营外贸部门经营，由于外贸部门嫌稻草出口体积大，运输费用高，赚钱少，不愿经营收购出口。（3）60年代，陶铸同志和省委为解决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批准宝安县边境社队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对国营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宗农产品自行组织直接出口，外汇收入全留给社队进口化肥和自用的生活资料，基层很积极，也解决了边境社队生产、生活的暂时困难，但“文革”期间被批判为“依靠香港，建设宝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少干部因此被批挨斗，从此禁止。现在社队基层普遍希望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仲勋同志听后立即表态，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
张润添同志还谈到，香港有废旧轮胎、塑料、汽车，制衣厂剩余的边角布料，请示能否捡回来？仲勋同志表态：“可以，废物利用嘛”。张润添同志还反映，香港建设需要沙石，外贸配额管理不合理，边境遍地沙石不能出口，却在内地组织沙石出口。港商说我们遍地银币不会捡拾。仲勋同志从这几件事感到，审批权力不下放，会费时误事，错失时机。他主张审批权力下放给县里，搞活经济。
在去沙头角的途中，他看到边防部队抓住的两名偷渡人员被铐在路旁，急着要下车询问偷渡原因，后接受我的建议，才先到沙头角。回程时天色已暗，尚未吃晚饭，他仍坚持要到部队临时拘留所询问这两名偷渡人员。两人自称是海丰县农民，吃不饱饭、生活贫困，偷渡香港想打工赚钱养家。仲勋同志问清情况后，给两个偷渡人员进行一些教育，指出当前虽有暂时困难，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勉励他们要有信心，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回到深圳市区已是七八点钟了。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这种认真调研，关心群众疾苦，不辞劳累的公仆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第二天，我陪他先到福田公社皇岗村，在边防部队瞭望哨用望远镜察看深圳河两岸村镇农田。边界河外远处高楼林立，近处千亩鱼塘。边界河内我方土地千亩水稻成熟，收割的农民却寥寥无几。他问我是何原因？我向他汇报，征购粮食任务重，稻谷价低，亩产千斤，农民才得80元，没有积极性；全县40多万亩农田，农村劳动力不到10万，粮食总产量3亿多斤，征购任务1亿多斤，农民年均分配仅一百多元。我又说，如果把部分稻田调整为鱼塘菜地，养鱼种菜供应香港，农民收入可以增加十倍以上，但县委无权决定。他心里明白，又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以粮为纲方针带来的结果。
接着，他到毗邻皇岗村的渔农村，看望民兵英雄、反偷渡积极分子郭胜泉，嘘寒问暖，了解情况。村支书向他汇报，该村现有23户120人，1975年前偷渡出港170多人。近年上级批准100多亩稻田挖塘养鱼虾，社员分配收入大大提高了，社员也不往香港跑了。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对我说，边境政策要放宽，应根据香港市场需要，有计划挖些鱼塘养鱼虾，或改种蔬菜供应香港，集体经济巩固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制止偷渡外逃才有可靠保证。我向他提出拟拿出5万亩稻田改为鱼塘菜地，供应香港，他表示同意，叫我找刘田夫同志（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王全国同志（省委分管经济工作的书记）具体办理。
第三天，我陪他到蛇口镇渔业第一大队调研。该大队是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分配收入较高，近十年没有人偷渡外流，他听后很高兴。他还听到当地反映的很多困难：境内交售鱼货，按平价结算，而远洋捕捞所用的渔船、零部件、柴油，须用高价购买或用港币从香港购买，只好把鱼货卖给香港鱼档。他知道渔民损失和城市鱼货供应紧张都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带来的。
我还陪他到三来一补企业胶花厂和假发厂调研，在途中向他汇报发展鲜活农产品供应香港市场的外贸生产基地建设情况，他一再勉励我们：“外贸基地规划搞好了，就要说干就干，不要观望等待。不仅可以引进外商养鱼种菜种花，还要引进外商搞工业，厂外加工也可以，泥沙石可以出口。什么能赚外汇，就搞什么。”
第二年，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区召开反偷渡外逃的工作会议谈了他在沙头角和渔农村调研获悉的两个材料，他说：“两个材料可以证明。第一个，福田公社，有个渔农村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了170多人，剩下了23户，120多人，近年来，他们利用边境的有利条件，挖鱼塘100亩，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集体经济，到1978年，人均分配已经达到500多元钱了，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第二个，沙头角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自从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现有人口1147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小手工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群众生活显著改善了。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外逃的人回来定居了。解决偷渡外逃的方针，是治标和治本并举。怎么治本呢，就是要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即使跟香港有一些差距，也能够稳定人心，也能够减少外逃。”
此例说明了三天调研给仲勋同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他心里时刻想着老百姓的生活，想着我们党的事业，想着如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着克服当时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感，一种事业心。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高尚的情怀。
采访者：请您综合谈谈习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了解到哪些重要民情，作了什么重要指示，帮助你们解决哪些重大难题？
方：我陪仲勋同志三天调研，边走、边看，我边汇报请示。主要有几个问题：
第一，我汇报了县委近期调查的边界两地农民生产发展和收入对比情况：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8%，宝安农民收入年均增长2%。“文革”前两地农民收入差距不大，到1977年两地农民收入相差是1∶30。主要原因在于：香港是市场经济，随着香港市区人口猛增，蔬菜、肉类价格上涨快，带动了农民收入大增；他们利用积累和贷款发展机械化种养，办现代化养鸡场，菜地机械喷灌，推土机挖塘养鱼，货车运输等等，农业生产力发展快，农民收入增长也大，实现良性循环。而境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粮为纲，不断扩大种粮面积，粮价十年不变。农民仍靠双手劳动，收入提高很慢。两地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近十年来偷渡不断上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第二，关于建设外贸基地遇到的难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规划建设出口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生产基地。县委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鲜鱼花菜出口香港，既为国家多创外汇，又能增加农民收入，还可发展机械化，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外贸生产基地建设进展情况的同时，也谈了存在的问题：由于供港鲜活商品流通运输环节多、时间长、损耗大，外贸部门压价收购，比如：菜心在香港零售价每斤港币4元（当时汇率折人民币1.2元），而外贸部门在内地收购价是每百斤4元，农民反映强烈，几年后才提价到8~10元人民币；活虾在香港的零售价每斤港币40~80元（折人民币12~24元），外贸收购价为每斤0.8元人民币，卖给香港代理商是15元港币（折人民币5元）。由于出口运输环节多，活虾变死虾，到香港不值钱，外贸部门为减少亏损而压价收购，农民收益大为降低，没有积极性。我建议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通过竞争促进国营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仲勋同志表示赞成。
第三，关于引进“三来一补”企业问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来宝安规划建设外贸生产基地时，我们接纳了外贸部驻香港的德信行经理建议，以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商办工业。几个月来，港商前来洽谈的多，批准的很少，引进办成的只有十几个项目。主要原因是审批手续很繁琐，上级把关很严。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后，他主张审批权下放到县。
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边看、边听，边谈感想，边回答问题，主要有：
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有些地方破破烂烂。解放30年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现状，要尽快缩小两地差距。
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两地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我们政策出了问题，农民负担很重。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可以很快搞上去，偷渡问题也就会解决好的。
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把本来是对的都说成错的，一定要抓好整风，边整边改，过去“文革”搞错的，都要改正过来。
当前主要是旧的条条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港商进设备挖沙采石出口两家分成问题，吸引外商来料加工问题，边境小额贸易问题。
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抓紧行动，说干就干，要讲求实效。审批时间长，购销环节多的问题要解决好，要权力下放，简化手续。重点发展香港市场最需要、价格高、赚钱多的种养项目，总之，香港市场需要的、价高赚钱多的农产品，你们就重点发展。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准搞的，你们就大胆干，不要先反他的什么主义。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仲勋同志这些话实质上是告诉我们：按价值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
他还对我说，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同意你们提的办法。关于我们要求调整几万亩粮田改挖鱼塘、种菜、种花卉，并相应减免粮食种植计划和征购、上调任务，他表示原则同意，具体减多少，回去再研究。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找田夫、全国同志。
仲勋同志回广州后，我带了书面报告找田夫、全国和黄静波等同志。黄静波同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大家都赞成支持，于1979年2月2日以省革发21号文作了批复。1979年3月5日，深圳建市，撤销宝安县建制，我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政法。根据仲勋同志重要指示和省革发21号文的内容，结合实际情况，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进一步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省委的重要指示。深圳农村改革开放从此迈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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