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为群众办事，不要怕错，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4】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两年里多次到宝安（深圳）调研，推动改革开放，是否因为他具有很强的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

方：是的。仲勋同志群众观点很强，听了19名支书发言，虽然其中不少是逆耳之言，但他能够听得进去，而且为边界两地经济发展，百姓生活的差距不断扩大而着急，他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缺陷，与我们的政策决策失误有关。是权力过于集中，束缚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灵活性，造成经济发展长时间停滞不前，使境内外农民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他不深入边境地区调研，不与支书座谈，不直接询问偷渡人员，他了解的情况不会这样多、这样具体，对两地差距之大和产生的原因不会认识这样深刻。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实践的结果，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结果，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知政失者在草野”。仲勋同志多次深入边境“草野”之地调查研究，亲临边境视察粤港两地发展的差距，十分重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从民怨中知“政失”，从逆耳之言中寻找形成差距的原因，从沙头角、渔农村这些基层成功实践中获得治理“政失”的良策。为百姓利益他不顾个人进退得失荣辱，对下敢放权，对中央敢反映实情，敢讲真话，敢于向中央呼吁向下放权。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坚持民主集中制，经省委认真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呼吁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创建经济特区。从此，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崭新局面。因此，我认为，为群众利益敢说、敢干、敢担当，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敢作决策，在职权范围外，敢向上级反映实情，敢为民请命，是地方领导干部最可贵的政治品质和优良作风，也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体现。仲勋同志正是具备这种最可贵的政治品质和优良作风，所以能够在历史大转折期间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和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等重大决策后，宝安产生哪些重大变化，偷渡风这个老大难问题何时才获得圆满解决的？

方：仲勋同志1978年宝安调研后，省委批准5万亩稻田改为种菜养鱼，一年后又批准深圳市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自主决定把粮田改为菜地鱼塘的数量，这是改革以粮为纲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恢复边境贸易后，边境小额贸易与国营外贸部门在购销和出口农产品方面竞争的结果，既推动了外贸管理体制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又促进口岸管理的扩大开放，这是又一个重大突破。边境小额贸易和外贸基地的发展，促使我们学习境外现代化农业种养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学习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种养业的科技水平，大大促进农村的商品生产。农村从包产到户、个体种养经营，迅速走上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并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道路，这是第三个重大突破。三个重大突破促进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率的迅速提高，大大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以养鸡业为例，1978年前，宝安是传统的家庭养鸡，每年提供出口的活鸡在4万只到6万只左右；在习仲勋同志1978年7月视察后，我们与外贸部驻香港的五丰行联合在附城公社莲塘村境外我方土地上，联办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养鸡场。获得成功后，市成立养鸡公司，与社队联办年产5万到20万规模的现代化养鸡场，逐年迅速增加，每个新建鸡场派20名养鸡人员到境外莲塘鸡场实习培训20天，所有新建鸡场推广现代化科学养鸡技术，都获得成功。1979年向香港出口活鸡22万只，1980年新建规模鸡场23个，出口活鸡44万只，1981年出口114万只，到1984年，规模鸡场208个，出口香港活鸡485万只，是1978年的120倍；1987年出口活鸡900万只，创汇1.3亿港元；1990年发展到412个规模鸡场，活鸡上市量2255万只，出口量1685万只。

我们率先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对养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养鸡公司从畜牧局分离出来，根据市场供求预测，与养鸡户签订供销合同，年产10万只商品鸡规模的鸡场，由养鸡公司给70万元的贴息贷款，公司向养鸡户提供鸡苗、饲料、防疫药物和收购活鸡出口，双方议定购销价格签订合同，只要养鸡场养鸡成活率达80%，养鸡户提供的每只商品鸡可获纯利润2元。市场风险由养鸡公司承担，养鸡公司从出口活鸡获得的外汇进口家电获利去补贴。年产5万只商品鸡的专业户，一年可获利10万元，大大超过当时香港新界一般农户一年的纯收入，大大提高专业户养鸡的积极性，养鸡业因此获得几何级数增长。农民因此也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同时，我们推进种养结合，集约经营，每个年产5万只鸡场或500头猪场，配套建立1000亩鱼塘、菜地或万株荔枝果场。鸡粪、猪粪用来养鱼、种菜或作果场肥料，畜牧业带动了水产养殖业和蔬菜、水果种养业同步大发展，既可减少污染，又能节约成本，相得益彰。活猪出口量，1979年1.79万头，1989年16.3万头，创汇1.5亿港元；牛奶出口，1979年1107吨，1989年达1.6万吨。十年各增长十多倍。1978年宝安向香港出口蔬菜16万担，1986年达129.8万担，8年增长8倍；淡水养鱼从1978年的7000亩发展到8.3万亩。海水养殖引进日本技术，推广吊养蚝和网箱养鱼，每年产鲜蚝3万多担，出口2万多担；新种万株荔枝果园17个，约7.1万亩。1981年以后，宝安农民通过种养业年收入万元的农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已达到和逐步超过香港新界农民；80年代中期，十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和万元户村大量涌现。1989年鲜活农产品出口总值10亿港元，比1979年增长15倍，年均增长32%，特区外围农村，形成相对富裕地带。农民从先富起来的专业户看到了希望，普遍认为，在家种养比偷渡到香港打工收入高，不再盲目往香港跑了。到1980年底，偷渡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出境的农民回来定居的逐年增多，困扰我们30年的老大难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也为特区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再谈谈通过引进外资，大办三来一补企业，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情况。根据仲勋同志1978年在宝安三天调研的指示精神，宝安县委正式向省委、省政府写了书面请示报告。1979年2月2日，省革委〔1979〕21号文批准宝安县革委的报告；3月，深圳市成立，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重申审批权下放到县，制定搞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县、镇成立引进外资办公室，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大大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特区外宝安农村出现。1978年7月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时，三来一补企业只有一二十家，年底收入工缴费只有120万元。到1979年6月统计，港商入境洽谈240户，三来一补企业144户，已办成来料加工厂60个，分布在19个公社（全市22个公社）。到1983年，三来一补企业已达2500家，遍及全市200个行政村，村均10多家，带动农户自建厂房、房屋出租，村民为工厂提供各项管理和劳务服务，农民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5年底宝安出租厂房2.52万栋，5962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年租金约100多元，每年仅此项收入就有60亿元，人均约2万元，此外，农民还出租住宅128万套（间），共4591万平方米。种田转为建房出租，收入大增。

1981年，特区外的宝安县，国内生产总值1.94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187万元，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农民人均收入327元。1991年，宝安县GDP为39.32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2.69亿元，十年两项都增长约20倍，农民人均收入1900元，十年增长5倍多。2001年，宝安、龙岗两区（即1981年宝安县所辖面积）GDP为475亿元，20年增长200多倍；2006年GDP为2580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超过百亿，是25年前的1000倍，出口总值720亿美元，是25年前的7000倍。宝安原来每个公社农村人口1万左右，城镇人口约一两千人。30年后的今天，大的镇人口已达100万，一般镇人口也有30万到50万，原来几百人口的小村庄，现在多数成为万人以上的小城镇，1981年特区外宝安县人口约20余万，现在全国近1000万农民在此就业。过去偷渡出港回来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投资种果种菜，挖塘养鱼，有的引进或投资三来一补企业，有的捐款办学校、做慈善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