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 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2】

采访者：能否给我们讲一讲习仲勋同志贴近群众下基层调研的事情？

张：习书记从1978年4月到广东来，一直到1980年年底上调北京，他在广东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他在省委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硬是挤出时间下基层，走遍了广东省的每一个地方。

习书记下基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工作，为了调研，为了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为了能接触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所以他非常反感那种形式主义，乱摆谱的工作作风，更反对干部的享乐主义、官老爷作风。我作为他的秘书，每次跟他下基层，都兼任了管理员和勤务员的工作。实际上习书记这样做确实是对的，应该推广，很多工作确实一个人完全可以兼任，没必要拖拖拉拉带一大帮人。习书记下基层，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向来都是坐省委的一辆旧面包车，经常不带警卫员，也从来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相关的省委领导和必要的工作人员，到了乡下，他只允许少数地方干部陪同，绝对禁止前呼后拥，大张旗鼓，他对吃饭、住宿各方面的要求都是要简单、朴素，尽量减少地方上的负担。

我跟随习书记去宝安县，那也是他来广东赴任之后的第一次下到地方基层调研。沙头角与香港近在咫尺，我们很清晰地看到香港那边的繁荣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上汽车飞驰，夜幕降临时，香港俨然是一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70年代末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看到对面繁荣发达的香港，就好像在看着另一个世界。反过来看看我们大陆这边，一片破败和落后的景象，人民群众吃饭都成问题，到处是丢荒的土地，夜晚一片漆黑。香港和广东山水相连，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从广东过去的，方言相似，文化传统相通，但是生活水平的差距却如此之大，习书记看到这么巨大的落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时偷渡逃港的问题很严重，群众吃不饱肚子，不想再过贫穷的生活，就跑到香港那边去。当时边境抓到了这些偷渡的群众，就按偷渡犯处理，有很多打骂和人格侮辱的现象。习书记开会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制度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偷渡不能怪农民，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政策不对头，工作没做好！解决偷渡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人民生活水平尽快提高上去。”

我还记得1978年7月，我跟随习书记到粤东地区下乡视察，搞调查研究。当时我们驱车一个县一个县地走，经过了河源、龙川、梅县、汕头、惠阳。我们一进入一个县的县界，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班子的人就等在那里迎接，当我们离开时，又远远地送到与下一个县的交界处。习书记对这种浮夸摆谱的工作作风非常讨厌，表示以后要形成制度，禁止这种做法。当时他给了这种作风十六个字的评价：“高接远送，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从此以后，我们遵从书记的指示，就坚决制止这种做法，并形成了严格的制度，以后我们再下乡之前，都提前把习书记禁止高接远送等要求的通知送达给各地方的单位领导。

习书记对地方干部浮夸摆谱的作风坚决制止，但是反过来对他们随性和失礼的一面却非常宽容。粤东之行正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很多县委书记都是穿着拖鞋来和习书记见面，有些县委书记坐在沙发上汇报工作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抠脚丫子。习书记对此并不在意。

习书记在汕头地区谈到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要求各级领导要在工作作风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他说：“‘四人帮’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败坏了，现在用改良的方法不行，必须来一场革命。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呢？要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作风，要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多和群众商量，扎扎实实地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党委要亲自抓政策，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把‘四人帮’破坏的政策该恢复的都恢复过来。”

也正是习书记严谨细致、不遗余力地基层调研工作，让他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到了民情，探寻到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全面了解广东省情。习书记曾说：“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

也正是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习书记逐渐形成了他对体制问题的深刻反思，并促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向中央要政策，给广东要权，使广东能够先行一步，让改革开放有了一个顺利的开局。习书记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中南组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发言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下放一些权力，并且很尖锐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这就是广为流传的习书记向中央要权的历史佳话。可以说，贴近群众基层调研是习书记给广东要权的源头，而要权又是“中央50号文件”的源头，50号文件又是广东先行一步，让改革开放顺利开局的保障，之后，习书记才得以大展身手，集思广益，提出广东兴建出口加工区的改革新思路。这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链条。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对自己、家属、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坚决制止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现象，您能否给我们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习书记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当时的广东省委是出了名的，作为广东省的一把手，他有着大量招手即来的条件，却从来不搞特殊化，甚至于很多优越条件在制度上是合理的、正当的，也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前面提到过，习书记在广东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就乘坐一辆旧面包车，这辆连空调都没有的面包车陪伴他上下班，开会，下基层，下乡，去机场，去火车站，参加外事活动，有时候省委也会开这辆面包车去办其他的公事，这辆车可以说跑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当时，省委打算给习书记配备一辆更舒适的进口小轿车，被他坚决拒绝了。

广东的夏天很热，习书记一直生活在北方，很不适应广东的闷热气候。而且他上了年纪，身体又比较胖，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习书记走几步路，稍微动一动就是汗流浃背。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现在空调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了，但那个时候，空调还是紧缺的东西，广东省委也只有常委会议室里装着一台空调，习书记的办公室和住处都没有，只有电风扇，要知道广东到了湿热的季节，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经常看到习书记吹着电扇，还是满头满脸的汗水。当时，澳门的马万祺先生送给了广东省委三台空调，并指明其中一台是给习书记的。我去省委办公厅接待处把空调取了过来，打算安装在习书记的办公室，但是被习书记知道后，坚决拒绝了，让我把空调装到会议室里给大家享受。习书记坚持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同志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让省委上上下下的同志们非常感动。

即使是政策上允许的事情，习书记如果觉得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或者有可能影响干群关系，或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他也不去做。1979年11月22日，习书记率广东省代表团应澳大利亚邀请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访问考察。当时的政策规定，每人可以免税购买一件大家用电器，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如当时大陆很紧俏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出国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都会买一件。但习书记给大家定了一条纪律，要求大家一律不许购买，同志们也都遵守了这条临时规定。我们是坐火车返回广州的，当时迎接我们的同志惊讶地发现，我们13个人没有一个人带大件回来。这件事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而且不仅这一次是这样，以后也是如此，习书记出国考察，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大件小件什么也不买，绝不利用出公差的机会给自己谋利。这也给省委的同志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1980年夏天，杨应彬同志和黄静波同志受习书记的委派，带队去香港考察，也是以习书记为榜样，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带，甚至有的同志把香港的亲戚赠送的礼物也拒绝了，后来还是亲戚从香港邮寄到大陆的。

习书记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参加革命以后也一直在陕西，后来在北京工作，受迫害下放的时候在河南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三个地方无论气候还是饮食都和广东有着很大的差别。另外，广东当时物资也比较匮乏，食堂里面的大米都是糙米，吃起来又干又散，口感很不好。食堂炒的空心菜又老又硬，都咬不动，嚼完之后一嘴的渣滓，当时我们省委的同志戏称这道菜是“无缝钢管”。但习书记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一直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食堂，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习书记对家属的要求和对他自己的要求一样严格。还说用车的事，他把公车的使用规定得非常严格。当时，省委办公厅有个规定，用公家的车，一公里补偿8毛钱，当时的平均工资才十几块钱，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8毛钱可以说贵得离谱了。当时如果有人要用车，必须经过习书记的批准，要按规定掏钱。习书记这是按照办公厅的规定对待其他的同志，但是对他自己的家人，他根本就不允许他们使用公车，不允许沾他的光。有时候他会自己抽查，上班时间突然跑出来，看看他的车在不在，看看齐心大姐和桥桥有没有用他的车，秘书有没有用他的车去办私事。

1980年春，习仲勋陪叶剑英在广州休憩，图中站立者为张志功。

习书记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习近平同志过春节期间到广州来和父母一起过年，但是习书记让习近平同志另外住招待所，不能和他住在一起，不能享受他的待遇。

一方面习书记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习书记的家属也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习书记在广东工作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退休后又在深圳休养，前后二十年的时间，齐心大姐从没去过香港和澳门，可见她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格。齐心大姐和习书记有很多相似之处，她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工作上也一直是习书记的贤内助，她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非常关心、爱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大姐”。

习书记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某位同志到肇庆出差，吃饭时没有支付粮票，他离开肇庆返回广州后不久，肇庆就有人给省委写信，揭发这位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在肇庆白吃白喝白住。习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从头到尾读了肇庆的揭发信，并且点名批评了这位同志，要求他立即把粮票补交给肇庆方面。这位同志是习书记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也是他赴广东之前自己点名带来的干部。书记自己曾经开玩笑说，当初在陕甘宁根据地，他是个小孩子，是他看着长大的。即使是这样习书记看着长大，亲手培养，点名带来的干部，只是犯了小小的错误，他批评起来也是丝毫不留情面。

习书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他绝不会通过他手中的权力给我们封官许愿，也从不给我们特殊照顾。以我为例，习书记主政广东期间，也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和习书记在工作上合作非常密切，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也都非常融洽。出于联络工作方便的考虑，军区想给我在军区部门里面安排一个职务，我当然也很愿意在军队中兼任一个职务。但是习书记认为这样做不妥，拒绝了军区的建议。

习书记上调中央，准备回北京上任的时候，我也决定随同他回京工作。当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琚立铭同志觉得我任科级职务30多年，工作上也很努力，却一直得不到提拔，不公平。于是他就和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秦文俊、办公厅副主任陈仲旋几位同志商量，建议把我由正科级提拔为副处级。他们正着手给我办理任职手续的时候，习书记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把他们四个人叫到办公室，一顿严肃批评，说他们“违反组织原则，向组织伸手要官，影响恶劣”，并要他们立即停止办理任职手续的事，并且就此做出深刻的检讨。当然，无论是琚立铭等四位同志，还是我本人，也完全能理解习书记的做法，他的教育和鞭策，确实一直给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