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其实，领导干部对大家严格要求并不是难事，但是像习仲勋同志这样严格要求大家，大家却都对他如此敬佩和亲近，这就是了不起的领导艺术了。
张：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习书记把握原则，一视同仁，无论是他自己、他的家属、他的下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都一样严格要求，一碗水端平，没有任何偏袒和不公正的地方，所以没有人不服气，反而能齐心协力，同甘共苦。二是虽然习书记在工作上对下属要求严格，该批评的就批评，但他是真心爱护干部，而且他一生都没整过任何一个人，光明磊落。习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处分一个干部很容易，但培养一个干部很难。
康生等人陷害习书记的时候，习书记自己蒙受冤屈，身陷囹圄，却仍然不忘保护同志和下属。他曾经这样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当时康生等人给他安上“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帽子，他尽可能把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自己承担一切，尽可能地解脱别的同志。
习书记一方面对干部严格要求，一方面对干部非常爱护，而且他还非常具有民主作风，能够虚心地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习书记说过：“作为班长和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敢于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什么，他就说对、对、对，是、是、是，而是能动脑筋思考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于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要善于听取意见。”
1978年10月初，惠阳地区检察分院一位叫麦子灿的同志曾给习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上“火药味”十足，对习书记毫不客气地说了一些很刺耳的话，批评习书记的一些做法。“我同你不熟悉，也从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习书记以前曾讲过对惠阳地区澳河和潼河整治的事情，麦子灿对习书记的这次谈话很不满意，他在信中说：“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在这封信的结尾，麦子灿更是尖锐地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其实麦子灿同志的那封信，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其中很多观点和对习书记的指责是在不了解具体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并不客观。但是习书记收到信以后，一点儿都没有生气，在开省委会的时候，习书记当着大家的面从头到尾念了这封信，并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之后，他以省委的名义把这封信转发地市委，并附言：“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以此鼓励麦子灿同志的做法，并希望干部群众以后多给他提意见。
不久以后，习书记还特地委托赴惠阳地区整风的刘田夫同志抽时间找麦子灿同志聊一聊，全面听取他的意见，并且给他捎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诚恳地写道：“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省委书记）前来帮助惠阳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这种豁达的态度和宽阔的胸襟令我们每一个见证此事的同志都深深钦佩。
习书记的民主作风，乐于听取干部群众反映的意见，并不是偶然的。我还记得一个事例：我平时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大量受理群众来信。在1979年初，有一封未署名的信点名批评习书记“习以为常”，意思就是说，“习”刚来广东时劲头挺足，后来便“雷声大、雨点小”，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了。倒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有问题反映问题也就是了，拿老人家的姓氏开玩笑，是很不合适的。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这封信给习书记看了，习书记不仅没有生气，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之后还表扬了这位群众说话直率，敢于进言，敢于提意见的精神。
习书记曾经针对这件事情说过：“批评对我是个鞭策，提醒我不要以为事情都已经办得很好了，要引以为戒，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如果说乐于听取意见和善于听取意见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品质，那么习书记另外一些事情的做法，需要非同一般的大度和宽厚，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习书记因为康生的迫害，度过了十六年受审查的生活，可以说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阶段被白白浪费了，这种惨痛的损失，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习书记复出后，对那些在关键时刻曾经背叛过他，违心说过他坏话的人，从不计较，甚至在那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热情地给予帮助，这种以德报怨的优良品质，着实令人感佩。
当初，习书记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康生等人以“反党小说”《刘志丹》迫害习书记的时候，经不起各种威胁和利诱，违心地写了一份揭发习书记的材料，这份材料给习书记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16年后，习书记复出，这位同志因为心中有愧，始终无颜面对习书记，从来也没和他见过面。后来，习书记听别人说他住房很困难，多年得不到解决，就联系了相关部门，按照规定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习书记这种以德报怨的处事方式，使这位同志羞愧难当，更不好意思见面了。后来，这位同志生病住院，习书记亲自去医院看望他。这位同志说：“习书记，我对不起您！”但是习书记宽厚地笑笑，对他说：“我知道你当时也是身不由己。安心养病吧！”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那位同志感动得泪流满面。
“文化大革命”中，习书记被拉到西安进行了残酷的批斗。当时，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殴打过习书记。习书记平反以后，组织上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当时，学校派了一个外调人员来向习书记取证这件事，习书记淡淡地说：“算了吧，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他总结经验教训吧！不要取证了！”那位外调人员想要告诉习书记那个青年教师的名字，没想到习书记断然拒绝：“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襟和豁达的人格风范！
采访者：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您对我们这本《习仲勋与群众路线》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张：习书记确实在以他的一生来践行群众路线这个优良作风，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一直保持着一种谦虚低调的作风。对出版有关他的书籍，他生前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给你们讲一件事情，你们或许会有所感悟。
2001年，习书记88岁寿辰之际，我从北京到深圳去庆贺他的生日。在一次谈话中，我跟习书记说：“目前有写您的三本书，中央早就已经批准出版了，一本是《习仲勋文选》，一本是《习仲勋传》，还有一本《习仲勋革命生涯》。《习仲勋文选》主要是编选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章，现在已经出版了。《习仲勋传》是个大部头，需要大量的史料研究，目前正在编写当中。《习仲勋革命生涯》是由我们三个秘书，田方、范新民和我负责编纂的，很快也要出版了。这些事情您都知道吧？”习书记淡淡地说：“知道。”随后，习书记对给他出书的事情说了一番话，这些话我直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
习书记说：“编《文选》，选择一些我的讲话及有关文件，作为历史资料让大家知道一下，是可以的。写《革命生涯》，找我的老战友、老同志谈谈，沙里淘金，写些我参加革命的小故事，有个纪念，也好。至于写我的传，我不太感兴趣，无非是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写出来能有多少人看呀？”习书记沉默了片刻，又继续说道：“要说我这一生嘛，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没有整过人。业绩平平，问心无愧……”
最后，习书记感叹说：“前人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古人说，盖棺论定，我看不一定，有的人盖了棺也不见得就能论定。”
习书记这一生，经历了顺境和逆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十年浩劫、改革开放。从陕北，到北京，到河南洛阳，到广东，再回到北京。我们且不提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就他人生中做过的一系列大事和他令人钦佩的情操和情怀，就值得浓墨重彩地去书写。然而习书记却情愿只用这几个词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甚至给自己的评价是“业绩平平”。而且，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非常鲜明：不要急着去歌颂，去评价，因为“有的人盖了棺也不见得就能论定”。
所以，这本书一定要客观地反映历史。一方面要丰满，要充分；另一方面要真实，要朴实。千万不能搞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才符合习书记一贯的要求，才能让这个选题落在实处，让这本书具有真正的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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