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张志功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张志功
采访组人员：邱然
采访日期：2013年8月
采访地点：军事科学院
人物简介：张志功，1927年11月出生，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中共党员。1939年至1944年，在河南省陕县豫陕中学读书。1945年至1949年，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1949年6月，参加工作。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国务院任习仲勋同志秘书。1964年5月至1978年6月，下放山东。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在广东省委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1981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1984年5月至1992年3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办公厅副主任、正局级巡视员。1992年5月，离休。
当时我们驱车一个县一个县地走，经过了河源、龙川、梅县、汕头、惠阳。我们一进入一个县的县界，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班子的人就等在那里迎接，当我们离开时，又远远地送到与下一个县的交界处。习书记对这种浮夸摆谱的工作作风非常讨厌，当时给了这种作风十六个字的评价：“高接远送，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表示以后要禁止这种做法，并形成制度。——张志功
采访者：张志功同志，您好！您在1950年就担任习仲勋同志的秘书，之后更是和他有整整半个世纪的交往，可以说，您对他的了解是非常深的。
张志功（以下简称张）：是这样的。我从1950年3月担任习书记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被康生等人陷害，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从1964年开始，组织上不让我继续担任习书记的秘书，后来习书记和我分别被下放，我们从此分隔两地，没有见面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为了自保，儿子揭发父亲，夫妻之间划清界限，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同志之间相互倾轧的事情层出不穷，司空见惯。但是我从没违心说过习书记半句坏话，习书记对我也非常信任，从没怀疑过我会背叛他，出卖他。
到了1978年，习书记复出，主政广东，立即把我也调到广东继续担任他的秘书，他上调中央后，我也跟随他回北京，此后我担任他的秘书工作直到1984年。总的算起来，我两度担任习书记的秘书，共计20年的时间，交往更是持续了半个世纪。对于我来说，工作上，习书记是我的好领导，好榜样；生活上，我与他感情深厚，习书记就像我的兄长和亲人一样。
采访者：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能请到您谈一谈习仲勋同志，特别是他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事例。
张：你们这个选题，很有意义。无论是他早期在陕北的革命工作，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他晚年主政广东，他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他的群众观点一直贯穿始终。习书记的这一生，可以说就是他践行群众路线方法的一生，也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奋斗、努力工作的一生。
1978年4月3日，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图为他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左一为习近平，左四为齐心，右二为齐桥桥，右三为习远平）
我还记得习书记刚刚来广东主持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65岁了，但是工作起来的那种拼搏精神，我看大多数年轻人也比不过他。习书记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忙碌，会说他“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都在工作”，那么习书记比这种情况还要忙碌：他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在看文件；上厕所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在看材料；泡澡的时候躺在浴缸里也要看文件；甚至睡觉的时间也往往被占用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作——他为了多做一些工作，甚至是不分昼夜，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要知道，他当时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如此辛苦地工作，让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心。
习书记平时工作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候看文件实在眼睛累了，就会让我给他念。每周末，他都没有休息日，都是在工作。平时他也没有时间看休闲的报纸和杂志，更是没时间休闲娱乐。他唯一的一点娱乐时间，是当时省委办公厅每周六在珠岛宾馆11号楼放电影，习书记有时候会去看一场电影，放松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工作。
习书记从来不看娱乐的报纸和刊物，但是《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报纸和一些重要的党刊党报是他每日必读的，为了能够及时了解中央的政策，他也经常和胡耀邦、冯文彬等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联系。那时候，广东留给习书记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各种事情非常繁琐，而且多如牛毛，省委的会议也非常多，习书记每周都要主持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
那个时候，习书记为什么争分夺秒地工作？是因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这股劲就是因为他白白失去了16年的时间，所以他说：“要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努力地弥补那些失去的时间，为人民群众多做一点事。”
习仲勋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行一步的建议。图为发言前草稿，文件顶部中批复的文字中写有“于今晚十时前交我（志功）六十份”。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广东当时是个烂摊子，习仲勋同志上任之初，所面对的都有哪些非常棘手的事情？
张：最棘手的事情，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前历次政治运动所遗留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持续的动荡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广东是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粉碎“四人帮”以后，干部群众迫切需要平反、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名誉。习书记自己也深受其害，他对所有这些被迫害的干部群众有着强烈的同情心，也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并且付出很大的心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如下几件事情：
一个是“李一哲案件”。这个案件，当时在广东轰动很大，影响很恶劣，而且历时已久，是涉及当事人比较多的一个案件。该案的几个当事人被判了重刑，含冤入狱。这个案件最棘手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这个案件是前两届广东省委直接定性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定的性质严重，现在，相关领导有的已经调到中央工作，习书记要想翻这个案，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二是当事人坐冤狱已经几年，即使平反了，他们也非常不服，所以，安抚他们的情绪也并不容易。
像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事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大概就是既不得罪前任领导，也不必一定要取得这几位当事人的理解，毕竟平反涉及成千上万的人，既然已经平反了，有些人仍然想不通，那就慢慢地拖下去，冷处理，一直拖到不了了之，也就算了。但是，以习书记耿直的性格，以他对群众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态度，他显然不会这样去处理这个案子。
前面提到，习书记的工作极其忙碌，但是他在忙碌之余，还硬挤出时间，先后十次和“李一哲案件”的几位当事人谈话。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习书记按照政策去解决；当事人想不通的地方，习书记循循善诱地去开导。有一段时间，习书记连续几天都格外忙碌，白天晚上连轴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晚上熬夜到很晚，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稍微睡一下就要起来继续第二天的工作，一直这样熬到第四天，晚上还参加了省委会议，散会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之后，他又赶到“李一哲案件”的几位当事人那里和他们谈话，从11点23分开始，一直和他们谈到凌晨2点20分才结束，整整谈了3个小时。十次和他们谈话，我每一次都在场。可以说，习书记为平反“李一哲案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作为省委书记，主动替前两届省委承担责任，他还举自己受迫害的例子给“李一哲案件”的当事人听，他说：“我坐了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你们才坐几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小腿下面还垫几块砖头，你们没有戴吧？”习书记言辞恳切地和他们交流，用真情和真心去感动他们，安抚他们，这让他们以及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另一方面，习书记也委派吴南生等同志赴北京，去做前两届省委领导的工作。正是在习书记这样的努力下，“李一哲案件”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顺利平反，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文化大革命”带给群众的伤害。
在处理“反彭湃烈士案件”中，习书记表现出来的坚决、果断、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令人钦佩。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开拓者之一，1929年牺牲时年仅33岁，毛泽东同志曾经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母亲周凤一生支持儿孙参加革命，被毛泽东誉为“革命母亲”。“文化大革命”期间，彭湃烈士的家属遭受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彭湃的儿子彭洪被抓进监狱遭受了残酷的虐待，被活活殴打致死；彭湃的两个侄子也被迫害致死；彭湃的母亲也被抓起来，囚禁在海丰县公安局，在牢房里被整整折磨和虐待四个月，奄奄一息；同时，还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牵连进来。这个案件的严重性和残酷性都是骇人听闻的，给彭湃烈士的整个家庭造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惊。当时，彭湃烈士的母亲周凤还活着，总理发出紧急电报，命令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疗，正是这封电报救了这位革命母亲一命，否则她很快就会死在牢房里。紧接着，周总理委托叶剑英元帅彻查此案。叶帅于1974年派专人赴广东调查处理彭湃案，竟然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案件就这样拖了几年。
广东省委作出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左）《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右）。
到了1978年，习书记复出，叶帅深知习书记耿直的性格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便对中央力荐习书记赴广东主政。临行前夕，叶帅更是对他委以重任，专门将当年总理关于彭湃案的批条当面给了他，嘱咐习书记在广东尽快推进案件的调查。习书记揣着叶帅的嘱托，他4月到任，7月便亲自赴海丰县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海丰的县委常委中就有几个参与了杀人，原汕头地委副书记也有严重问题。可见，叶帅当年派人调查该案遭遇了重重阻力，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确实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因素。为了给此案件中死难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习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专门谈及此案，他当众表示，对“反彭湃烈士案件”要坚决彻查，对海陆丰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绝不姑息。当时有人顾虑说，当事人可能会自杀。习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手上有血，如果自杀，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接下来，习书记用最快的速度组建了一个联合调查组，立即派驻海丰县，对此案进行缜密和深入的调查。调查当然还是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但是在习书记亲自督促下，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终于彻底查明了真相，“反彭湃烈士案件”得到了严肃处理，当时的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以及海丰县的几名虐待和杀害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违法犯罪人员均被依法逮捕，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在“李一哲案件”中，习书记用细致和耐心去做多方工作，用温情和感情去抚慰受害群众的心灵；在“反彭湃烈士案”中，习书记用雷霆万钧的手段，以坚决果敢的态度惩办那些迫害革命群众的凶手。但是这两个案件比起“反地方主义”问题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李一哲案件”和“反彭湃烈士案”是两个牵涉十几人、几十人规模的案件，而“反地方主义” 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牵涉的相关干部群众人数十分庞大，是波及成千上万人的一个政治运动，这个事情的处理的难度比前面两个都要大得多。这也是当时习书记面对的难度最大的工作。
难度究竟有多大？“反地方主义”一共有两次，当时在广东省委常委中，绝大多数参加了第一次，有一部分参加了第二次，在这种情况下，常委会自然也是对此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当时的情况对习书记来说不仅是阻力很大，也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次，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书记问：“有人说你为‘反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答道：“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反地方主义’平反搞成。”
处理这样的事情，就要依靠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了。如果一味硬拼硬打，势必会遭遇反弹，陷入孤军奋战，甚至有被赶出广东的危险；如果选择妥协退让，工作就不会有进展，完全陷入被动局面。习书记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施展了他高超的工作策略和斗争艺术——发动群众！
习书记先是找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庄田将军，让他组织一些人撰写冯白驹同志革命事迹的文章，并在报纸发表，广泛流传，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为接下来的平反制造舆论。说到冯白驹这个人，你们年轻人可能也知道的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在年纪大一些的人心目中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时是家喻户晓。这部电影就是反映琼崖纵队的革命斗争电影，而“红色娘子军”的上级领导就是冯白驹同志。习书记让庄田将军组织人给冯白驹写文章，庄田将军当即答应，他很愿意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冯白驹同志的老战友，感情至深，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为逝去的战友平反，也盼望着“反地方主义”案件早日解决。后来，庄田将军组织人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不仅在海南和广东的地方报刊上发表，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群众对《红色娘子军》有着很深的感情，而群众对这些电影中可亲可敬的人物的感情，通过文章的发表，很自然地转变到了对冯白驹同志的敬仰和怀念，这一举措的效果非常明显，习书记立即在人民群众的舆论方面取得了先机。而人民群众对这些革命先辈的怀念和敬仰，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平反“冯、古反党联盟”的诉求。很快，在广大人民群众舆论的支持下，再加之习书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表态，省委内部的一些阻力开始逐渐瓦解，很多长期在广东工作的领导干部开始审时度势，陆续表态，支持为“反地方主义”案件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的人也越来越多，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局面开始朝着对习书记有利的方向转变。
1978年8月5日，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考察时听取李富林（右一）的汇报，中间陪同者为张志功。
紧接着，习书记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总攻。1979年1月25日，习书记在常委会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郑重地提出了要对广东“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获得了大会的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习书记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开始着手全面地开展工作，为“反地方主义”案件平反。
1979年3月20日，习书记主持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进一步强调：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凡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不足、无限上纲的定性、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什么时候处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要干脆利落地解决，不拖泥带水，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复查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一定要改正过来，保证质量，不留尾巴。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习书记在陷入孤军奋战的窘境时，能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现反包围，全面扭转局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多年以前，毛主席曾经称赞习书记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比诸葛亮还厉害”，并不是虚言。事实也证明了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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