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那么接下来，您也见证了在习仲勋同志的努力下，广东的“先行一步”成为现实。
李：是这样的。1979年5月，中央就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率团来广东调研，协助起草文件。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也是作为工作组成员，跟随谷牧同志到广东参与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当时，广东省成立了由王全国、曾定石同志牵头的起草小组，准备迎接工作组的到来。
我们一行人跟随谷牧同志坐火车去广州。当我们到达广州火车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到现在也记得很清楚。当天，习仲勋同志亲自到火车站接工作组，当时有个通道比较狭窄，人群通过得比较慢。现场的警卫为了维持秩序，对周围的群众大声吆喝，要他们尽快躲开让路，态度比较粗暴。习仲勋同志看到后很不高兴，当时就批评了这些警卫，他说：“你们怎么这样粗暴无礼地对待群众？人家也是上下车，人家也是要走路的，你们维持秩序要好言相劝，以后你们对群众不能这么没有礼貌！”
1979年6月，广东省委向国务院上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这件事虽然只是一两分钟、一两句话的小事，但这对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仲勋同志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优秀品质。
习仲勋同志接我们一行人到达省委招待所后，亲自陪同工作组同志用餐。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习仲勋同志严谨细致、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组工作的重视程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同志把他主政广东以来在基层调研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汇总，得出一些宏观性的议题，向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梳理出了广东急需解决的问题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谷牧同志也讲了话，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指导。
在谷牧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指示下，省委、省革委会委托广东方面的王全国、曾定石，以及中央工作组的甘子玉与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和起草文件。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起草小组经过十多天时间的反复研究，于6月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在广东的工作结束后，谷牧同志率领工作组又立即赶到福建，也帮助福建起草文件。这两个报告同时上报中央，中央在7月就正式批准了这两个报告，形成了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这件事情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起到了先锋性作用，我很荣幸地参与了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也见证了习仲勋同志在这段历史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于1980年调到中央后，您和他工作上接触是不是就更多了?
李：是的。习仲勋同志1980年年底离开广东，调回北京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岗位上，习仲勋同志分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民族宗教；工、青、妇群众组织；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统一战线；等等。这段时期他和在广东主政时期一样忙碌，投入了许多精力去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可以说，从1978年他复出以来，一直在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把他受迫害期间耽误的时间尽量弥补回一些来，尽量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我对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敬佩的。
当时我在国务院工作，和中央书记处在工作上有着密切联系，也有很多和他工作接触的机会。他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1985年以后，您就到深圳主持工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成为习仲勋同志所开拓的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继承者和执行者。
李：只是其中的一员吧。深圳是习仲勋同志精耕细作过的地方，从反偷渡外逃时期，习仲勋同志在宝安殚精竭虑地工作，到后来深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深圳经济特区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习仲勋同志对深圳一直非常关心，对深圳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无论他主政广东期间，还是回到中央任职期间，都在牵挂着深圳的发展和建设。
1987年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会来深圳视察、指导工作。今天深圳的良好发展形势和习仲勋同志当初所做的开拓工作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他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他每年来到深圳，我们都会面对面地向他汇报工作。他也经常会对深圳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事业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很多很好的建议，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为继续推动深圳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段时期，我和他接触非常多，而且因为时间离现在比较近，所以对许多事情的印象还非常深刻。
刚才你所提到的，我和很多同志一起成为习仲勋同志所开拓的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继承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干部群众都继承了这个开拓性的“先行一步”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财政大包干，让广东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局得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一制度的创新，给了广东很大的财政权，作用非常大。上缴给中央多少，地方留用多少，在开局时就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广东也按照中央的办法，把这个政策层层向下推广，对各地市也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比如，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自主权，这也是广东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去，广东这方面一点儿权力都没有，无论什么都要跑到中央去批，甚至想进口一些很小的零配件，广东省自己说了都不算，都要层层审批，跑断了腿也不一定跑得下来。现在，广东无论是外出考察、对外贸易，还是引进外资、外汇，都有一定的权限，有了这些权限，广东就不得了了，发展得非常快。像那些“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都争相在广东落地生根。
经济特区的建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宝安、珠海成为出口加工基地以后，具有很大的扩大外汇收入的作用。再到后来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对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中央支持成为经济特区，定位为“利用外资，发展工业”，让我们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而且更加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可发挥的权力也更大了。
总的来看，习仲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为广东要权，给广东争取到“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可以说是给了广东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而且，我们不该忘记，习仲勋同志当时刚刚结束了受审查、被关押的生活，刚刚复出，甚至强加给他的罪名还没有平反，在当时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为广东大声疾呼。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广东、福建乃至沿海地区这30多年的迅猛发展和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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