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李灏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李灏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人物简介：李灏，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抗战胜利后，考入中山大学读书，1947年参加地下学联，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前后，任国家计委经委组长、处长。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85年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习仲勋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给了中央深刻的启示，所有人都意识到——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成为率先开放搞活的先头部队，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习仲勋同志的发言对广东冲出一条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李灏
采访者：李灏书记，您好！现在我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卓有成效的开展，我们中央党校出版社策划《习仲勋与群众路线》这样一本书，采取一对一实地采访的方式，主要是采访像您这样在工作上与习仲勋同志长期共事的老同志，从你们的观察和记忆中“以面带点”，落脚点就是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路线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
李灏(以下简称李)：你们这个选题非常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工作路线，是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大家一讲起群众路线，很容易就联想到关心群众，向群众访贫问苦，再进一步讲就是倾听群众的意见，为群众办事……其实，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此。群众路线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是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也是要靠群众。如果你作为一个领导，不关心群众，不依靠群众，你肯定是失败的，你做的事情也是没有意义的，也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群众的利益。
习仲勋同志是我党一名功勋卓著、才华横溢又带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人物，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和敬仰。我是1953年从广东调到国家计委工作，虽同属国务院系统，但仍然没有机会与仲勋同志有过直接接触。直到1962年，我随领导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阶段，都是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会议进行比较顺利。但到中后期，突然传来消息，说有人批评各地不抓阶级斗争，这次会议也要议这个问题了。特别是会议快结束时，又冒出一个关于《刘志丹》那本小说的问题，把习仲勋同志也牵涉进去，让人更加意外，议论纷纷。我就问我的领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清楚，也十分意外，他还说，刘志丹和习仲勋都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是战友，毛主席对习一直很器重，后来调国务院任秘书长、副总理，也是毛主席的意见。习在国务院工作，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即使有点什么事，周总理也会关照。此次北戴河会议后，在北京又开了中央全会，据领导对我讲，这次会议康生抛出“利用一本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谬论，实则是康生一伙上纲上线要整人。
习仲勋同志就从那时开始经受了16年的磨难，他被拉回陕西批斗、关押，后来又被下放到洛阳。那些年，全国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很多，有些人就熬不过来。习仲勋同志甚至有6年左右的时间，家属都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他一直努力保持好的心态，休息、积蓄力量、锻炼身体。一直熬到了1978年，他在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帮助下，终于重新获得了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
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局面。广东很多老百姓没有菜吃，没有肉吃，缺衣少穿，物资供应严重不足，逃港问题也很严重。当时习仲勋同志自己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中央还没有正式给他平反，但他完全不顾这些个人的问题，扎实地投入到非常艰难、烦琐辛劳的工作当中。下基层，到工厂，到田间地头，和基层干部开座谈会，平反冤假错案，反偷渡外逃，发展贸易，开放边境，搞活经济，向中央要权，筹划建立特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习仲勋同志以超乎寻常的拼搏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为广东在时代转折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异乎寻常的贡献。他在做任何工作、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的；他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是以扎实的基层调研为基础的。这种工作方式，绝不仅仅是一个能否秉持群众路线观点的问题，而是需要真抓实干，真枪实弹地去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才能够支撑起来的。所以，今天我回忆起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以及他后来回到中央的工作历程，心中充满深深的感动和敬佩。
采访者：您和习仲勋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否回忆一下这段历史？
李：我和习仲勋同志最早接触是在1979年，那时他已经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的管理体制，与其他省市没有什么区别，还是延续旧有的一套，对外是闭关锁国，对内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上想发展经济非常困难，很多通过正常手续就可以开展的工作，却需要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地过，在重重阻碍下，很多该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建议，给广东要权，争取广东“先行一步”的有利条件。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并在后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这是包括习仲勋同志在内的一批有着远见卓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推动、共同开拓的结果。
但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可以客观地说，如果习仲勋同志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结合自己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调研的成果反映广东的实际情况；如果他没有那么敢讲实话，敢于尖锐地、鲜明地提出给广东放权，广东就可能还会徘徊不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农业、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各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意识到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的低效率和严重僵化。大家更是深切地感到高度集中的体制非改不可了，但具体怎么改，谁也没有明晰的方向。1977—1978年，中央派出了一系列出国考察团，掀起了一股“走出国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开阔眼界，打破僵化思想”的潮流。当时，谷牧同志率团出访西欧五国，回国后起草了对西欧五国的考察报告，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在讨论中普遍赞同，为了改变落后现状，必须打开国门，大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与此同时，对现行的管理体制也要进行某些改革，对地方和基层适当放权，呼声很高。
所以，“给地方放权”这个观点并不是中央工作会议才有的，也不是习仲勋同志首先意识到的，但他是第一个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这个提议客观上影响推进了中央的决策，从而深切地改变了广东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习仲勋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给了中央深刻的启示，所有人都意识到——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成为率先开放搞活的先头部队，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习仲勋同志的发言对广东冲出一条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大力推动了当时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的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共识，使广东先行一步成为现实。这是习仲勋同志为广东，乃至为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那么，习仲勋同志为什么能够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他能成为第一个直接影响中央决策的人？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他深入基层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深切地了解各种问题的症结，实实在在地理解群众的疾苦，知道群众的诉求和愿望，明白我们的体制需要做出怎样的变革，所以他才能更迫切地希望当时只停留在理论上的观点变成现实，才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可以说，习仲勋同志发出的呼声，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呼声，是他通过大量的、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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