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三
3月5日，由东道国——美国出面，代表美、英、苏、中四大发起国向其他国家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理所当然要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但在会前，围绕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问题，国共两党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试图一手包办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一切事宜，独占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蒋介石三次拟定参加会议人选名单，中共皆被排斥在外。
蒋介石排斥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做法，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也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周恩来致函王世杰，请其转达国民政府，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有可能导致中共与国民党的分裂。周提出，代表团中应有中共和民主同盟人员，中共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参加。如不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中共提出的三个人选，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周恩来等三人均有与国民党合作或谈判的经历，且又都长期居住和生活在重庆。
中共除通过自身与国民党交涉斗争外，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向蒋介石施压。除苏联积极支持中共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宋庆龄也在替中共说话。她向顾维钧表示：“共产党人希望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中，占有两个名额。”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大为恼火。宋庆龄兼具国父孙中山夫人与宋美龄二姐的双重身份，蒋介石虽与她政见不合，但还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尊重。现在，即使宋庆龄、苏联出面，蒋仍将“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可见，蒋对拒绝中共代表参加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
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七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飞速地成长壮大。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谢伟思：1944年10月9日备忘录）。如果美国公开表态，支持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要求，那蒋介石是不能不考虑的。
2月20日，赫尔利返回美国述职前复函周恩来，指出旧金山会议为政府会议，而非党派会议，这与蒋介石的观点完全吻合。蒋介石听到后相当高兴，发出“国际趋势似于我有利”之感慨。
然而，当赫尔利回国述职向罗斯福总统提及中共的要求，即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应以平等基础参加中国代表团时，罗斯福同情中共的主张，随即给蒋介石发电报指出：
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至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
罗斯福总统的电报用词极婉转，表面上对蒋很尊重，但绵里藏针，话中有话。其潜台词是如果蒋不选中共代表，则美国就对其不提供“实际援助”，这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罗斯福的电报在3月22日由美方转交给外交部长宋子文时，蒋介石正离开重庆在云南视察。23日下午，蒋介石见到罗斯福的电文，细读之下，发现美国的要求虽然坚决，但“其措辞委婉”，照顾了他的面子。蒋介石不得不思考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代表参加中华民国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
王世杰在23日给蒋密电，考虑就中共所提三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中选派一人，并建议选派秦邦宪。但蒋介石考虑的却是长期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且身为国民参政员的董必武。
四
26日上午，蒋介石主持国防会议，决定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代表人选。当场商定，指派中共方面的董必武参加。由上可见，蒋介石从排斥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到最后同意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会议，是慑于中共和中国各界人士，以及苏联，美国压力的结果，尤其是罗斯福以“援助”相要挟的电报在最后关头起了作用。
中国代表团团长即首席代表为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驻美大使魏道明、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共代表董必武，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李璜、吴贻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议员）张君劢，大公报总经理胡霖等一共10名正式代表。
名单决定之后，蒋介石立即复电罗斯福，报告已落实其关于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应“尽量代表各方面”的建议，并详细说明了代表团的构成情况：
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十人，其中六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反对党各一人，暨无党派者三人，大公报社长亦在其内。
蒋的复电颇有技巧，他故意不提国民党占代表团的绝大多数，而含混地说国民参政员有六人，中共与反对党三人，无党派三人，造成很民主的样子。
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意见，派党的元老、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董必武（1886~1975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长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与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中共五老”，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再加上他在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与国统区各界人士和驻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有广泛而友好的交往，人缘颇佳，口碑载道。中国共产党派他作为解放区代表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称得上是理想人选。
3月7日，国民政府发给董必武特派状，写有“特派董必武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派字第十八号）”，此状由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
1978年2月，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将此特派状捐赠给国家，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4月6日，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受恶劣天气的影响，7日才到达。
中国代表团的10名成员，其中胡适、顾维钧、魏道明三人已在美国，身在重庆的另6位代表，便搭乘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私家豪华飞机直接飞往美国。而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经过简短的准备，于4月12日，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搭乘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美国。小军用飞机在空中颠簸不断，先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尔各答，然后转机赴中东，跨越非洲，横飞大西洋，到拉丁美洲的巴西，最后才飞到美国纽约的莱加弟机场，此时已是21日，前后飞行了10天。年已花甲的董必武一路之劳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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