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2】

二

遵义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只有三天，主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确定红军之后的行动方针。其主要成就有三：

其一，会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军事指挥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并将其确定为红军之后的作战方针。这在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及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二，会议剥夺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这标志着军事指挥体制的转变和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层。

其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整整一年后，中央领导核心层的又一次重要变动。一年前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为书记处书记。（参见《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正式的组织决定，这标志着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之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参见《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杨尚昆曾回忆说：“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因此，遵义会议决定，俟后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陈云文选》第1卷，第43页。）在随后酝酿更换党的“总负责人”时，据周恩来回忆：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可见，在当时大家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的首要人选，只不过是因为他个人坚决不同意而作罢。

总之，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不只是因为他和周恩来、朱德一起承担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责，也不只是因为他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而加重了他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更主要的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转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一贯力行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重新为党中央所接受，成为指引红军转危为安的行动指南。

必须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因为当时毛泽东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而否定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反过来问，遵义会议并没有立即改变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那么，他在遵义会议后还没有移交职务给张闻天以前的那段时间里所发挥的作用，能够和毛泽东相比吗？笔者以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之所以谢绝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至少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自党的二大确立了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我们党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的决策都要听取甚至是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意见。虽然在长征出发前夕，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意外中断，客观上使得遵义会议能够由我们党自主召开并决定各项事宜，但是，能否立即全面更换原来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选，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不能不顾虑的问题。二是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当时最紧迫的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为避免更多的争论和分歧，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非常策略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9页。）；会议虽然对博古等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并没有撤消他们的职务；会议采用恢复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领导体制的办法，替代“三人团”的指挥机制，显得更顺理成章，便于人们接受。三是从操作层面看，毛泽东不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能更好地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使领导决策更科学，更易于贯彻实施。上述做法，避免和减轻了因人事变动造成的震动和影响，维护了全党与全军的紧密团结和高度统一。在后来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博古、凯丰等一些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并仍然坚持自己错误观点的同志，包括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李德，都坚定站在党中央一边，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谢绝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这一做法的高超智慧和深远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