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3】

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争取长征胜利方面

持“没有确立说”观点的论者，把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决了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战斗的意见，并免去毛泽东在一个星期前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一事，作为重要论据。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之战，是在中央红军士气最低落、身心最疲惫、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生死攸关的绝地反击；对于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来说，则是对其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的最直接的检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把因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等一系列严峻情况的挑战。从军事学角度看，指挥四渡赤水之战有别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围剿”时的战役指挥，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红军生死和中国革命存亡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指挥。当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从1935年1月下旬离开遵义到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长达4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安排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的，而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充实。不要说红军作战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就是在中央决策层和高级红军将领中，能够完全理解毛泽东战略意图的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客观上也不允许把全局的作战计划悉数、及时告知分路行军的各军团首长。因此，质疑甚至是责难在所难免。打鼓新场之争是当时大大小小诸多争论之一，相对于过去“三人团”的独断专行而言，这是遵义会议之后军事民主和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新气象，也是毛泽东重新肩负军事指挥重任后的一个插曲。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并被免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当天晚上，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毛泽东，又打着灯笼找周恩来反复陈述利害，打动了周恩来，继而又说服了朱德。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大家又都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鉴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没有因为打鼓新场争论而动摇，反而得到加强。

必须强调的是，当时即使是毛泽东也无法立即改变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他在指挥四渡赤水之战时，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最大的胜利。因为对敌情判断不明，他也有过指挥土城战斗和鲁班场战斗失利的事例。但是，和“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调动敌人，在赤水河两岸与强敌周旋。这其中，至为重要的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正如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所指出的：“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48页。）他根据敌情变化，率领中央红军反复往返于赤水河两岸，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彻底改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沙窝会议调整常委们的分工，正式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7页。）这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军事指挥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他成为党内“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长征抵达陕北后，11月3日，毛泽东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从此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是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第二，在维护和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方面

学术界在论及遵义会议时普遍认为，当时只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没有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一般来说，政治路线是指党的纲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的确，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中如何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的问题（这是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以后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更没有涉及九一八事变后因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政治路线应该做相应转变的问题。但是，遵义会议时期的党内斗争，却大量涉及与政治路线息息相关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内容。遵义会议决议就强调：

“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指博古——引者注）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会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26页。）遵义会议时期，从转兵贵州和相继在川黔边、川西、川滇黔、川陕甘探索进军方向，到最后确定在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认真分析进军方向地区敌我力量、阶级关系、民族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后，逐步明确的；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改变军事体制、调整和充实中央领导核心、重新起用过去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等，是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完善党的组织路线来实现的；而积极地开展党内斗争、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与团结统一，则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有力武器。毛泽东重申并进一步阐明了上述原则、方针和思想，融会贯通地将其运用于遵义会议时期的伟大斗争实践，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挑战，极大地维护了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为最终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困扰，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三，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和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方面

能否找到和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立脚点，关系到红军能否真正转危为安，也关系到长征最终能否胜利。肩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毛泽东在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率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将寻找新根据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毛泽东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参见蒋建农：《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党的文献》2013年第4期。）在传统的革命中心——中国南方，自叛变大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在与新旧军阀的混战中逐渐胜出，并在1928年底从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其反动统治日渐巩固；而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打击，并在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落败；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亲身经历了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努力落空，对中国革命中心自南向北大转移的历史趋势，产生了切身体会。其次，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战略依托与支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进军的方向指向与苏联接壤的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机之中，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在中央苏区他领导发动宁都起义时一个很重要的旗号就是“联合抗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不仅在1932年4月就发表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还曾与爱国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作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重要棋子的红七军团和红二十五军，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在刚刚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毛泽东就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1页。）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

在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1935年9月9日，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作了局部调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新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那里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方面系统阐述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全面调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气力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以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等。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26个县、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落脚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总之，遵义会议本身虽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但是，在贯彻和运用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领导各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并取得长征胜利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挑战、维护全党与全军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中，在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并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成为全党和全军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