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
［摘要］探讨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可以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时期”两个概念，即从遵义会议本身和从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及其决议的最后通过乃至下发、传达与贯彻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遵义会议本身虽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但是，在贯彻和运用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领导各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并取得长征胜利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挑战、维护全党与全军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中，在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并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不仅是这段历史亲历者的共识，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时期；毛泽东；领导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确立说”“重新确立说”“实际上确立说”“没有确立说”等几种观点。那么，遵义会议到底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呢？笔者围绕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探讨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问题，可以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时期”两个概念，即从遵义会议本身和从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及其决议的最后通过乃至下发、传达与贯彻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伟大转折，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它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把研究的视野往前回溯到红军长征开始后遇到的几次大的挫折、往后延伸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兴起。
一
首先看遵义会议召开前的情况。
第一，毛泽东是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首要人选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摸索出的红色政权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一整套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红军由弱到强的重要指针。但是，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和对红军指挥权的把持，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受到进一步的指责，毛泽东也被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虽然在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周恩来和朱德等继续实行毛泽东既往的军事方针，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之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而采取的红军主力分兵出击、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主力军团准备与国民党军“总决战”等军事冒险行动，已经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奉行分兵把守、短促出击、以堡垒对堡垒、决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军事教条主义主张，实际军事指挥权逐步地为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苏区实际的李德等所把持。他们实行一条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和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此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继续发展，并最终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惨痛的教训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毛泽东成为他们心目中替代已经走投无路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重新走向胜利的首要人选。
第二，毛泽东是红军转兵贵州摆脱危机的主导者之一
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在深刻洞察红军面临的危险处境基础上认为，当时最要紧的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他坚决反对那种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转兵贵州本来是依据当时的客观实际为挽救危局而不得不采取的有效措施，却因为触及教条主义者僵化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变得异常艰难。毛泽东通过运用“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作用实现了这一转变。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的原则，并为各路红军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所严格遵循。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上的讨论，得到了包括“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内的多数同志的支持。此后召开的黎平会议，进一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在1935年1月1日举行的猴场会议上，为了削弱“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中共中央再次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6页。）这样，不仅保证了转兵贵州决定的实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正是因为成功地转兵贵州，红军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得到休整之机，从而使全军看到了希望，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的重要前提。
第三，毛泽东是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发动者
从长征开始，围绕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红军将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渐趋白热化。毛泽东不仅适时提出正确的进军路线和作战方针，而且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进行深入细微的工作，耐心细致地分析形势，指出当时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史料为证，这里不再一一列出。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流，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毛泽东除了主动地与相关同志在会下分别交流意见，更多的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党的正式会议上毫无保留地亮明观点，直接与李德、博古等交锋，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不计个人得失，坦坦荡荡、表里如一的气度与胸怀。黎平会议正是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总之，遵义会议前，广大红军指战员把扭转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已经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中心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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