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洲
二、陈云关于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提出的背景
陈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研究、利用和警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文革”后期复出工作的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当时有着重要而紧迫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云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额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与此同时，经历战后快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于20世纪70年代初陷入经济危机，为走出危机，西方国家试图从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和市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发展两国间的贸易，结束两国20余年的相互隔绝状况。受中美关系缓和的影响，中日邦交也实现了正常化，大批西方国家亦陆续与中国建交。
“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趋增多。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一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大大削弱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我国的封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62—863页。）随着对外关系的迅速改善，美国、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5%上升到了75%以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加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提供了条件。陈云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有利时机，明确要求“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强调指出：“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陈云文选》第3卷，第218页。）
（二）国内形势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仍处于“文革”期间，但此时极左思潮的危害已为部分中央领导和干部群众所认识，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反复强调反对极左思潮的必要性，切实采取了包括加快落实干部政策、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批判和纠正“文革”以来的极左错误，把陷入混乱状态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工作逐渐引向正轨。
曾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陈云1972年回到北京后，就被中央委以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重任。凭借其丰富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外贸易工作方面的经验，陈云在进行了一系列缜密的调查研究后，明确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陈云文选》第3卷，第219页。），多次强调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并着手恢复和建立受到破坏和撤销的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机构。在1973年6月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陈云指出：“外贸部门主要是搞货价研究的，全面的经济研究还是要由银行担负起来。”（《陈云文选》第3卷，第217页。）他要求恢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并对该机构恢复后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在当时，顶着可能被扣上“崇洋媚外”“修正主义”帽子的压力，陈云大胆提出了对包括商品交易所在内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应该研究和利用而不能消极回避的思想，提出并采取了诸多旨在打破“左”的禁区和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的观点和举措，有力推进了当时中国外贸工作的新局面。1973年至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197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
一方面，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础工业的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1974年出口总额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参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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