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2】

三、在接收新区的过程中探索“包下来”的知识分子总方针

1948年，中共越来越真切地感到，人民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他们一方面认识到争取知识分子对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将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多的有知识的专家，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任弼时选集》，第432、431页。）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逐步扩大，中共深感“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会后，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解放区以外的地方，他说：“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由此，在1948年接收新区的过程中，中共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包下来”的知识分子总方针。

其一，对于新解放区的原有学校、教育、文化等机构采取保护政策，“维持原状”并“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从1948年6月中旬开始，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一度在关内第一次攻克省会城市开封。此时，如何对待和处置新接收城市的文教机构问题摆在了中共的面前。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问题给各地宣传部发出指示，首次提出“对于当地学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对于原有学校，一概维持原状”，并“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47、348页。）7月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各地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电报中，对上述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维持原状”，即“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所谓“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即“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226页。） 7月13日，中宣部正式将“维持”与“改良”确定为新收复城市大学的办学方针，并认为“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改良的办法很多，但必须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59页。）

其二，对于在新解放区原有学校、教育、文化等机构供职的知识分子采取继续留任的政策。与保护学校的政策相适应的，对于学校教职员，中共认为“除个别极反动的分子及破坏分子以外，其余全部争取继续教书，因误会而逃走的亦应争取回来”，反对“对于旧学校的旧教职员不问是否为极反动分子便一脚踢开的态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48页。）1948年六七月间，除太原以外的广大晋中地区获得了解放。7月3日，中共中央就临汾地区的各项工作方针问题给晋绥分局等地发出指示，进一步探讨了到底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留任的问题。指示说：“对学生、教员、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蒋党、阎党特务人员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禁止教授‘党义’之类的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50页。）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兵临平津城下。对于这两座中国北方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城市，中共十分重视。从12月15日至27日，毛泽东在半月之内连发了三道命令，强调对于平津文化机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对平津知识分子的留用。他一方面要求攻城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另一方面要求“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甚至对“司徒办的学校”燕京大学，毛泽东也明确提出“我们应采保护政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423、427页。）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出布告，宣布：“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学校教职员，文化教育卫生机关，及其他社会公益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本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744页。）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长期地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熏染”，“一般地都存在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观点”，因此“要使他们能够‘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从事各种艰巨的建设工作，就非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工作与思想改造工作不可”。（《人民日报》1948年10月21日。）这一时期，中共亦开始探索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式和途径。

首先，利用各种机会（如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文娱活动等）、通过各种方式（如报纸、布告、标语、传单、漫画等）向知识分子做口头或文字的政治宣传工作。中共希望据此“说明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针，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消除他们对我们的顾虑，使其逐渐地了解我们，靠近我们”。（《人民日报》1948年10月21日。）

其次，开办各种较短期的学校或训练班，号召与动员知识分子来学习受训。训练班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正规学校外，还可以“采取组织宣传队、剧团、随军工作队，及财政、税收、司法、会计、医药、通讯、新闻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47页。）各种形式；学习时间一般是至少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学习内容一般先学习政治（包括时事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中共基本政策等），后学习业务；学习目的是“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226页。）

短训班既是中共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方式，又是选拔和补充革命干部的重要途径。仅以1948年底中共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为例，其中，吸收到华北军政大学短期训练班的高中及大学生共6000人，预定分配到东北及其他野战军；吸收到华北大学短期训练班（包括以文工团、宣传队名义招收）的大中学生7000人，预定分配给各野战军一部；吸收到华北局创办的华北革命干部学校短期训练班的学生共7000名，“准备将来使用于江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723页。）

再次，举办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向他们报告解释并发动他们讨论时事与政策，使他们了解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选定他们所应该走的道路”。（《人民日报》1948年10月21日。）

最后，组织知识分子“参观解放区的建设情形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设施”，使之受到教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48页。）

中共在接收新区的过程中探索的“包下来”的知识分子总方针，一方面实现了文教事业的平稳过渡，使得新区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很快恢复；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解决了迅速接收大片新区和干部紧缺的矛盾，为全国解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这一时期中共在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方式方法上的探索也直接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