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3】

四、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争取国统区知识分子民主派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曾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做过这样的设想：“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

当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的“转折点”的1948年来临时，中共更多地开始了对革命胜利后政权机关性质和组织构成的思考。显然，在其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构成的蓝图中，知识分子是被涵盖在内的重要力量。194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给邯郸局的电报中，讨论了晋冀鲁豫的政权机关性质，认为它“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而应代表包括“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群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页。）

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政权的性质：“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于“人民大众”这个概念，毛泽东解释说：“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而“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7—1288页。）后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大众”一词作了更为明确的阐发：“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

中共1948年基于未来政权组织需要而对知识分子的争取，更多地表现为对国统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一些著名文化人士等中间派的争取。这年年初，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首先明确了对知识分子中间派的态度，即“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6页。）即便对于那些“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毛泽东认为仍然要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应当争取他们”，“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等，“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并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283—284页。）“五一”节口号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此后，中共中央经过周密部署，特别设计了南、北两条路线，分别将远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经海路转移到东北解放区，以及将北平、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接到华北解放区李家庄。

仅以1948年11、12月为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乘船离港北上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就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陈其尤、侯外庐、沙千里、翦伯赞、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等人。而几乎与此同时，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与指导下，国民政府也制定了“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准备“抢救”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在学术上有贡献者，然而应者寥寥。（仅以1948年“中研院”首届81位院士为例，随“国府”去台者仅有9人，另外有12人去往国外，剩下的院士均留在大陆。“中研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个单位共五十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陆。”参见岱峻：《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页。） 事实上，1948年岁末，国共两党在中国的土地上戏剧性地导演了“南下”与“北上”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前者凄凉而绝望，后者欣喜而向往。正如郭沫若在《北上纪行》中所感慨的：“我今真解放，矢不再蹉跎。”

中共1948年对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的判断，对维持、留任、改造等“包下来”的知识分子总方针的初步探讨，以及积极争取知识分子民主派参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基本考量等诸多有益的探索，不仅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逐渐赢得了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支持，为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创造了条件，而且也深刻影响到中共建国后知识分子政策的很多方面。

〔作者朱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