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内涵的演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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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相继经历了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以“改革”概念变革为先导；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必然引起“改革”概念本身的巨大变化。“改革”内涵的演进既是对社会历史现实语言的反映，可以充当认知社会结构变化的“指示器”，也参与了对社会的建构和影响，成为历史发展的“助推器”。

[关键词]改革；改革开放；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也逐渐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经历了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

一、从“改革”到“改革开放”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定的重要文件中多次出现这个词语。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能等同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涉及到国家多个领域的改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了“改革”。如关于分配改革，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约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的修改发表意见，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关于教育改革，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2—343页。）关于技术改革，1978年10月11日，［1］

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00页。） 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0—451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二字虽然只出现两次，但明显与狭义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改革”，内容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开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综合国力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开始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党中央开始逐渐考虑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1978年6月中国经济考察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强烈建议：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6月下旬，邓小平听取了谷牧关于出访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汇报时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5页。）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页。)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的《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封闭的对外经济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开始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转折。

实践的创新推动着理论观念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是对内改革。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见一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开放”出现2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从酝酿、决策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实践和理论概念的双重创新也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页。）此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名词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不断被使用。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报道，“改革开放”在党报上得到进一步宣传。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